焦海洋 绘
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接受的社会捐赠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不到3%，总体社会捐赠的规模还不到美国的1%。
■本报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孟彦 莫蕾钰
不久前，国内某著名房地产商，自掏9300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哈佛大学。这起高校捐赠事件，一度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个房地产商，为什么把钱捐给哈佛大学，而不捐给国内高校？
现实情况是，国内对依靠捐赠等社会支持来发展高教事业一直重视不够，因为国内高教发展基本依赖财政支持。如今，随着各地现代大学制度的逐步探索和深入，涉及高校筹资投资的各种问题也逐步浮出水面：我国高校筹、投资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高校筹投资多元化的路径有哪些？
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与首都高等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全国大学发展与筹投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高校与行政部门的专家、校长等，围绕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筹投资能力影响大学可持续发展
筹资对于我国高教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浙江工业大学高教所副教授伍辰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收入结构，并得出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依赖模式。“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拨款和学生所缴纳学费，从其他渠道所获资源量极少。”伍辰说，“但从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状况看，现代大学制度下，大学资源依赖模式为：大学组织依赖于多个资源提供者，且各资源提供者所提供的资源量具有相当的均衡性。”
“以美国公立大学和日本国立大学为例，美国公立大学的财政来源结构较为均衡，即从各个渠道所获资金量之间的差异性较小，且近年来从政府之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办学经费。而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核心内容之一的财政制度改革，其具体的表现便是国立大学从政府所获办学经费按年度1%的比例递减，其根本的目标就在于让大学更具有办学自主性。”伍辰说，“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角度来看，变革我国当前资源依赖模式，拓展办学资源渠道，可以激发大学办学积极性、培养自主意识、增强自主能力，同时增强大学办学实力和降低办学风险。”
教育部综改司副处长赵应生分析了我国高校经费投入的现状后表示，国家近期的教育投入增加很快，这是好事，但也挤压了社会投入的发展，大学寻找政府外资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随之减弱。“这种趋势不利于大学的长远发展。多样化、持续性的社会筹资是高校长久发展的必要条件，筹、投资能力影响着高校未来发展的生命力和持久力。”赵应生说。
“从一定程度上讲，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大学筹、投资事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书记李家永说。
北师大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则认为，大学的筹、投资，不仅可以补充大学的预算，也可调动大学拓展经费渠道的意愿，改善大学管理和服务。
我国高校接受的社会捐赠总体数额有限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特别是大学收费并轨政策实施以后，我国大学逐渐认识到多元化筹资的必要，通过不同手段开始寻求社会支持。
1992年，我国第一家大学基金会——浙江树人大学暨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成立，1994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随后，高校基金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国内高校纷纷成立基金会，许多学校多了一个专门负责接受、管理和使用社会捐赠资金的机构。截至2014年1月，国内高校已注册的教育基金会达377家，其中清华和北大的基金总量都已突破10亿元大关，1亿以上的多达17家。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涉外培训部主任樊平军也在研讨中提到，如今，在参与全国大学校长海外培训课程设计时，他们经常将大学筹、投资问题安排在培训课程中。
看上去势头良好，现实情况如何呢？
“总体看来，社会捐赠数额有限，捐赠的社会氛围不够浓厚。”扬州大学基金会秘书长尤玉军说，“英国一般大学得到的捐赠款占总经费收入的比例也达到7%，日本公立高校得到的捐赠占经费的15%，教育基金在美国高校资金来源中的比重就更高了，而我国高校到目前为止，社会捐赠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不到3%，总体社会捐赠的规模还不到美国的1%。”
筹资总体状况不客观，原因何在？洪成文认为：“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体制和政策的限制，因为公办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因此筹资事业很难放到关键的盘子上；二是想筹资但筹不到，因为经济发展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三是大学没有动力，因为筹资往往被认为是校友会的工作。”
与此同时，一些捐赠事件也不时引起社会的争议。如2005年华东地区某大学将捐赠人捐给哲学系的赠款转给法学院而引发“学科歧视”的争议；2011年，华中地区某大学教育基金会要求考生缴纳万元教育基金否则便不予录取，获利总额达300万元，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2011年，华北某大学基金会以捐赠公司的名号冠名校园设施，引发社会批判；而中国企业家捐助巨额资金给国外一流大学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更刺激了社会大众的神经。
“诸多事件都暴露出我国很多大学基金会缺乏专业和科学的操作及管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让一些潜在的捐赠人望而止步。也有捐赠人表示在国内大学捐赠之后资金使用不透明，无法知晓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利用率，其转投国外大学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方芳说。
另外，目前我国大学基金会的定位为民政局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规范管理方面主要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体现出明显的法制和行政管理特色。
我国高校教育基金“生钱”能力较弱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孔珍在研讨会上提出：“大学筹资、投资事业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工作，投资是为了更好的筹资，筹过来的资金要用于再度‘生钱’。”尤玉军也指出，高校基金会的功能不能仅局限于筹资，更重要的功能在于通过投资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那么，我国大学基金会是否起到了为大学“生钱”的作用呢？
“基金运作幅度小，水平低，多数大学的基金会几乎没有投资。大量的筹款被储蓄到银行里，发挥不了基金的杠杆作用，不仅削弱了筹资的影响力，也对捐款人的再度认捐失去吸引力。”洪成文说。尤玉军也认为，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缺乏规范性的运作，资金的增值能力较弱，基金投资收益更是甚微。
原因何在？
“一方面，缺乏专业人才和运营团队、资产规模有限、投资风险难以控制等，客观上阻滞了大学基金会从事筹款和投资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缺乏制度层面上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难以为大学基金会的筹款和投资行为提供良性的法制保障。这使基金投资成为我国大学基金会运行实践中最薄弱的环节。”北京语言大学教师余蓝说。
而在美国，大学每年都定期发布可靠而详细的校产投资报告，中间机构也发布年度统计调查数据，美国高校在1980-2010年年均投资收益率为8.2%，资产规模越大，投资收益率就越高。
“精巧的投资策略、专业的投资能力、资产组合管理中的规模效应，都让美国大学的捐赠资产产生了很好的收益。以哈佛为例，每年要在其资产管理上花费1亿美元，拥有顶尖的投资经理队伍、专业的投资管理人才和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余蓝说。
余蓝说，目前大学基金会法律制度不仅缺乏上位法统领，也缺乏具体的法律细则。大学有没有基金投资权，投资的范围有没有规定，哪些经费可以投资，投资的收益如何分配，投资的风险如何控制，都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有法可依，大学基金会事业才会顺利发展。否则，基金投资就是一句空话。”尤玉军说。
发挥我国高校特长实现特色筹投资
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可借鉴国外高校的某些筹投、资经验和理念，来发展我国大学的筹、投资事业。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马万华提出，高校在接受、吸收社会捐赠时，首先要学习国外大学的“全纳”思想，对于有钱人、钱少的人都要一视同仁，态度不能有所不同，更不能有“嫌贫爱富”的思想。
“除了成立专门的大学基金会、校友会，国外一些大学的各个院系也设立了校友和发展部共同完成宏伟的筹款目标。他们通过举办校友重聚、社区互动、指导学生、协商校策等多种活动和途径，让校友和社区融入大学的发展中。他们针对不同个人与机构捐款的动机和大学发展需求，提供一系列可供捐款的项目。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培养尽可能多的捐赠对象。”余蓝说。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佟婧说，杜克大学在捐赠项目设置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包含了针对家长的家长筹资项目，针对毕业不同年限的校友发展委员会，针对毕业学生的“大四礼物”捐款计划等，甚至还鼓励没有捐赠能力的校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佛大学吸收捐赠有现金、有价证券、不动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人寿保险、廉价转让等多种形式。
“在此基础上，这些善于筹款的高校比较注重对学生的服务工作，将学生的利益始终放在首位，常常给予经济困难的学生及时资助，显而易见，当学生感情建立起来了，校友捐款就会踊跃起来了。”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姚云说。
与此同时，善于筹款的国外高校也很注重对捐赠人的回馈。
“例如，在哈佛大学，假如一个捐赠者设立了一份5万美元的捐赠年金，即可获得5%的派息率，捐赠者每年将确保获得来自哈佛大学的2500美元。普林斯顿大学推出了的慈善养老金项目，通过慈善养老基金捐赠，捐赠者可以得到安全稳定的年金享受权。”佟婧说，对捐赠者子女就读，这些善于筹款的高校也常常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这些服务，可以和捐赠人建立并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并赢得社会的信任。
那么，既然如此想方设法地筹资，一旦捐赠资金的使用损及大学的正当利益怎么办？与大学精神、使命、文化、目标、师生利益产生冲突怎么办？
据介绍，美英大学对此类情况高度重视，在财物收受方面，通常以书面方式双方达成协议，对捐赠物品的使用附加以限制。
美国大学对待捐赠管理以本校制定的《伦理规范》为指导，大学将其管理透明化，使捐赠人了解大学的具体使命以及如何运用捐赠人的资源，还必须让捐赠人了解大学是否具备有效利用捐赠资源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同时，捐赠人被赋予监督权力，捐助资金的来源、用途、去向一清二楚，接受社会监督，也接受捐赠者及其后人的监督。
“之前提到我国在捐赠事件中引发了一些争议，就是这一类型的问题，可以在规范化方面多做努力。另外，尽可能地透明化是减小矛盾的重要法宝。”马万华说。
马万华举例说，北京大学曾接受西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捐赠资金2亿元，其中将5000万元用于支持景观大楼的建设，1.5亿元用于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教学、科研、人才聘任和开展国际合作，资金利用十分透明。
佟婧认为，今后更需要学习和借鉴的，是高校基金会应建立起一支专业的管理和运营团队。“例如，耶鲁大学基金会的基金运作人员为耶鲁大学摘得了美国大学投资收益第一的皇冠，他们既要是理财高手，更要以学校利益为本。”佟婧说。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并不是国外的某些筹资项目就适合中国的某个高校，一定要从自身特长和特点出发，来吸引特色捐资，比如，地方院校就要从服务地方出发。”马万华说，“第二，可以通过政府立法来鼓励募捐，进行价值规范。第三，在操作过程中要避免把私立大学作为参照对象，不要忘记公立大学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第四，要考虑到国内高校整体的管理机构改革问题，涉及大学文化的再造和管理机制的再造。”
尤玉军建议，可以发展捐赠文化，多方位筹集资金；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高校社会捐赠行为，建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规范基金管理和投资行为；加强教育基金使用的监管，促进高校社会捐赠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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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仅靠政府拨款是不够的
■刘宝存
美国著名教育财政专家布鲁斯·约翰斯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经费来源多元化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的准公共产品理论，也揭示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仅仅依靠政府拨款是不够的，努力拓展经费来源渠道是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趋势。这个观点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得到了高等教育界的广泛认可。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不同的是，我国的高教财政的多元化近年来不仅没有大的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些倒退。由于大学财政主要依赖于政府资金，大学财政结构单一化倾向明显，对政府的财政依附性增强，造成的结果是：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去市场找资金，还不如“跑部钱进”，因为这样不仅效益高，而且合法规范，也不会犯错误。长此以往，大学领导人自主寻找社会资源的动力减小，从市场上寻找资金的能力下降。我国的现状与发达国家的财政发展趋势正在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行。
大学的财政结构固然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然而谁都不反对多元结构的合理性。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大学经费有五大来源：政府拨款、科研合同、学生学费、社会募捐和基金投资。其中，政府拨款、科研合同和学生学费是基本的，差异最大的两个要素是社会募捐和基金投资。政府占比大，其他要素占比就会小。反之亦然。发达国家大学办学经验表明，政府投入对于大学财政贡献力很大，但是更关键的要素却是募捐和基金投资，大学募捐和基金投资工作做得好，这个大学的财政状况就好，在大学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就会更主动。就募捐而言，做得好不好，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学校声誉、校友的慷慨和大学自身的动力和能力。学校声誉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校友的慷慨取决于大学教育和服务以及对校友的感动程度，而大学自身动力和能力，则是实现前两个因素的关键。与筹资直接相关的是基金投资，因为基金投资又会进一步拉大大学之间的募捐距离。基金投资效益大，不仅让募集来的资金变多，填补学校财政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潜在的捐款人。因此，很多拥有逾上百亿美元基金的大学，无论是其筹资还是基金投资的经验，对于我国大学都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
对于我国未来一段时间来说，筹资与投资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五项：一是大学筹资与投资的法律和政策问题；二是大学筹资与投资的规范问题，在西方，规范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伦理问题”；三是大学筹资与投资的审计和风险规避问题；四是筹资与投资的效益与大学发展的关系问题；五是发达国家大学筹资投资的比较研究。一旦这些问题得到了深入研究，大学筹资与投资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才可以得到解答，大学领导人才有可能愿意做、有胆量做、有能力做，做了才有可能得到更多肯定。让大学校长在大学筹资与投资方面带着脚镣去跳舞，不仅不利于大学经费拓展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大学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税收的增速将逐渐趋缓。如果趋缓的趋势要持续一段时间，大学提高筹资与投资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
任何一项重要的研究都离不开多学科的协同与合作。研究大学筹资与投资，不仅需要高等教育学者和比较教育学者的参与，更需要法律、统计、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加入。没有多学科的协同与合作，大学的筹资与投资研究必将是无法深入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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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财政收入结构变化
从1996年到2010年的15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财政收入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便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从1996年的80.34%下降到2010年的48.8%，下降了将近一半。而下降的这一部分主要由学杂费收入所弥补，学杂费收入所占比例从1996年的13.65%增长到2010年的33.2%，增幅比例接近三倍。而其他部分所获的增长空间则非常有限，甚至一直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徘徊不前，诸如社会捐集资这一项所占的比例就非常之低，且呈现出不规律的发展状态。“学校教学科研和其他附属机构收入”在2006年所占比例为12.6%，而到2010年却仅有10.3%，不增反减。
国内大学接受校友捐赠情况
1990年以来，中国大学累计接受校友捐赠金额高达91.59亿元，2013年新增校友捐赠近13.66亿元，其中单笔1000万元以上36笔，上亿元捐赠有2笔。截至2014年1月，从各校累计接收的校友捐赠总额来看，全国有16所高校跻身中国大学校友捐赠“亿元俱乐部”，其中，10亿元以上的有2所，分别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5亿元以上有6所；2亿元以上的捐赠有11所；捐赠总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大学有28所，累计在1000万元以上大学有81所，500万元以上的有101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