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 绘
对于公众关注的科学问题,科学家应坚持发出独立、专业的声音,既不为利益集团代言,也不迎合公众,这样的科学家多了,对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形成公共理性,有极大的价值。
■熊丙奇
“说句老实话,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黄金大米的科学问题呢?”
“你学过播音主持吗,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论呢?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科普啊?”
说上一句话的,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教授卢大儒。作出下面一句回应的,是央视前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日前,崔永元参加了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组织的“新闻大讲堂”,并发表题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在演讲的提问环节,崔永元与卢大儒发生了口舌之争。(《中国科学报》3月30日)
有意思的是,有媒体用“转基因辩论:复旦教授狼狈落败于崔永元”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并特别提及两人对话的另一个细节——当问到黄金大米究竟转入了几个基因时,复旦的这位教授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看到这样的报道,也许一些科学家更加不信任媒体,进而更不愿意面对公众进行科普了。此前,科学主题网站果壳网曾公布一项调查结果:尽管91.36%的受访科研工作者认为“科普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96.7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加科普活动,但这些受访者中实际参加科普的并不多,仅占一成。而最主要的原因居然是不信任媒体,调查显示,65.24%的受访科学者不信任媒体,认为媒体会夸大其词或断章取义,其报道甚至可能对研究形成阻碍。
其实,崔永元与复旦教授争论一事,更折射出科学理性的重要性。就连当事教授也意识到,“开展科普宣传才是正确之路”。不得不说,这名教授在讨论问题时,质疑对方“资格”的做法,就缺乏科学理性。对于专业的科学问题,普通公众或许不具备专业能力来讨论。可是,公众对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科学研究、科技成果使用是有知情权的,比如是否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科学家不能以“这是专业问题”为由拒绝向公众说明。
某种程度说,一些科学家的“高高在上”、“不接地气”,正是眼下不少“非理性”舆论的成因之一。科普的重要价值,不仅仅是向公众普及科学常识,更重要的是倡导“说理”。如果科学家不参与科普,不愿意面对普通大众,习惯用“说了你也不懂”、“你没资格质疑”等来回应公众,那么,公众不但会加重疑虑,也会反诘——难道你就掌握绝对真理,凭什么我们就要听“专家”的?这样“不友好”的舆论环境,确实会给科研带来额外的压力。转基因在我国演变为公共事件,与引进、使用食品决策的不公开不民主有关,也与科普滞后有关。公众对食品安全十分关切,却没有权威、理性的声音来回应这种关切。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就经常沦为争吵。科学家们当然不喜欢这种环境,但要让喧嚣回归理性,必须用“接地气”的科普来改变这种环境。对于公众关注的科学问题,科学家应坚持发出独立、专业的声音,既不为利益集团代言,也不迎合公众,这样的科学家多了,对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形成公共理性,有极大的价值。科学家在关键的公共话题讨论中失声、失语,不但影响问题的理性讨论,也影响科学家群体的声誉。
有一些科学家担心,学术变为公共话题之后,会影响学术研究。这需要区别学术评价和舆论评价,对于学术研究,应该坚持学术同行评价。我国学术研究目前的问题是,由于缺乏同行评价,对学术实行行政管理和评价,因此社会舆论对学术评价缺乏信任度,甚至进而介入学术评价。近年来,时常会有媒体质疑某大学的科研项目是否有价值,某博士的论文“太无聊”之类,仔细分析,很多都是缺乏专业素养的非理性质疑。可遗憾的是,被质疑者也拿不出同行评价意见来回应,或者不屑于回应,结果导致学术评价和舆论评价纠缠不清。
在笔者看来,上述情况是不利于学术研究和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要改变这种现状,一方面要推行学术同行评价,让学术管理、评价摆脱利益纠缠,形成学术公信力;另一方面,则需要科学家坚持独立性、专业性,及时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并倡导科学理性的说理方式。这对于提高公众整体科学素养,尤其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