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全副武装的校园安保措施，一边是逐年上升的学生非正常死亡数字。建构并实践校园大安全观已是迫在眉睫的事。
■邓海建
3月30日是第20个中小学安全教育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我安全，我健康，我快乐”。近年来，学生踩踏事件、食物中毒、溺水等校园危机事件时有发生，校园安全面临着自然灾害、安全事件、恐怖暴力事件等多种风险，风险的多元化必然导致突发事件错综复杂，从而呼唤安全教育升级。
校园安全，既是繁杂多解的难题，也是必须兑现的愿景。“谨慎能捕千秋蝉，小心驶得万年船。”自古以来，安全意识、谨慎思维，是社会稳健有序运行的基石。这些年，为创建平安校园，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着力并不算少。早在2006年，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建设部等部门联合下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对校园安全管理职责、校内安全管理制度、日常安全管理、安全教育、校园周边安全管理、安全事故处理、奖励与责任进行了全面规定。2010年5月，教育部下发的紧急通知中更是明确提出，要把维护校园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校园安全建设开始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公众看得见的变化是，校园内的人防、物防、技防三级防护体系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围墙护栏加高加固了，配钢叉的保安到位了，高标准的摄像头安上了……甚至“一键报警”等扁平化的信息手段，也开始为校园安全保驾护航。加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等及时补位，校园安全的短板确实已不再“步步惊心”。不过，传统意义上的校园安全，通常仍以学校的围墙为边界：只要孩子在校内是安全的、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似乎也就万事大吉。
眼下来看，这种校园安全观，是该转型升级了。一方面，校园安保形势已经进入新常态。社会的现代性，亦即意味着社会的风险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深刻阐述了这个道理：现代文明的全球化，使得人化的、制度化的风险，也成为全球难题。这并不是消极悲观主义的风险论，相反，这是对现代社会的客观警醒。校园风险是社会风险的一部分，看似越来越铜墙铁壁的校园，也越来越呈现出开放而难设防的姿态。学校的地域范围扩大了，教育的公共责任延伸了，校园危机与风险展现出明显的“非封闭性”特征。
另一方面，从校园安全事件来看，单纯的技术力量早已“防不胜防”。调查显示，安全事故已经成为全国中小学生的第一杀手，涉及的安全隐患有三十多种。据教育部发布的《2014年全国中小学安全形势分析报告》显示，每年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专家认为，这些死亡事故中，排除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约有80%的非正常死亡本可以通过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理得到避免。于此而言，学生的生存与安全教育、基本的风险管理能力，在这些悲剧的数字面前可谓一览无余。
这是令人尴尬又发人深省的事实：一边是全副武装的校园安保措施，一边是逐年上升的学生非正常死亡数字。面对“全国每天至少消失一个教学班”的现状，也许，建构并实践校园大安全观已是迫在眉睫的事。
大安全观，应该是传统校园安全观的“升级版”。这里应包括起码的三个层面：一是继续加大“三防”建设，物防为基，人防为主，技防为辅。数日前，公安部称，将把校园安全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警校联动构建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学校当以此为契机，创新校园“三防”手段与能力。二是强化生存与安全教育，将之纳入学校教育的必修课。教育部门应自上而下确立一个理念：扎实务实的安全教育，是为孩子认知世界、学会生存、幸福生活奠基。安全教育不能成为一地一校的特色课程，而应该成为具有学科体系与教学维度的基础课程。三是从制度设计开始，将风险管控的关口前移、重心下沉，主动防范校园安全问题。对于校园安全而言，事前防范一分钟，也许好过事后补救十年功。
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元年，校园安全更要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健全以校方责任险为核心的风险防范体系。当然，这几年，全国两会上常有代表委员建议尽快将《校园安全法》纳入立法计划，一来有助于依法解决校园安全困扰，二来也能禁绝无限扩大校方安全责任的乱象，不至于为了极端的安全、而削足适履地削减体育活动等。校园需要大安全观，校园安全须得跟上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