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
新世纪文化语境下如何继承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大众用无数生命、热血和智慧创造出来的红色文化，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而迫切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存在着许多悖离红色文化、脱离人民大众的蜕化变质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红色文化教育因为时代、生存语境的疏离和教育的抽象化、概念化而沦为遥远的“传奇”，难以入心入脑。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曾经提出，“昨天的英雄怎样打动今天的观众”，即红色文化教育如何进入年轻人心灵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下，李延国和李庆华创作的报告文学《根据地》（泰山出版社出版）向我们提供了一份以冀鲁豫根据地为叙事中心的，展示中国共产党立足根据地、扎根根据地、发展壮大根据地、全心全意服务于根据地广大人民的近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史诗。
《根据地》讲述了贫瘠寒冷土地上，一群群最卑微的生命个体在革命正义旗帜的召唤下用生命体温和革命热血所熔铸的根据地精神。这是一部宏大的革命史诗，其时间跨度之长、人物形象类型之多、空间纵深之广，都是令人震惊的，为新世纪中国红色文化的凝练、传承与发扬提供了来自历史与大地深处的精神文化根脉。作品一开始就紧紧扣住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命门，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一样，安泰的力量源泉就是大地，离开大地将失去力量，立足于大地则力量源源不断。根据地，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命门和力量之源。何为根据地？作者向我们揭示根据地的四大要素，即公开合法存在的革命武装、革命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和革命政党。作者从更深层次上告诉我们，根据地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自然地理意义的，又是精神地理意义的。“革命根据地不仅是占土地、占山头，而且是拥有民心。”“中国共产党因根据地而生，因根据地而成长壮大，因根据地而取得了革命最后的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根据地》作品中提炼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关乎未来命运和精神魂魄的以民心为本位的“根据地精神”。
《根据地》呈现饱满的革命情感，塑造了众多有血有肉、鲜活的革命者形象，向我们生动阐释了“根据地精神”的内涵。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根据地》以不同时期革命英雄的动人事迹，展现了“根据地精神”的不断凝练、聚集与升华过程。作品一开头就讲述了一个为救一千多名群众而站出来被日本鬼子凌迟处死的八路军战士秦兴体的故事，讲述了为救助战士而拿走逃跑老板药材的八路军军医袁天祥被严格执行死刑的悲剧故事，讲述了冀鲁豫根据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外的“群众不在家，开门就犯法；过路不住房；喝水要付钱”的另三条纪律。而这些故事的背后都有一种明确而清晰的情感指向，即用大大小小的事例向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证明这是一只人民的队伍，丝毫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它有着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视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革命大爱。无数革命先烈正是用生命、热血和头颅铸就了这种革命大义，熔铸为革命力量之源的“根据地精神”。正是因为有这种革命大爱的“根据地精神”，根据地的农民才会冒着死亡的危险充当八路军的眼线，“敌人的大炮拖到哪里，都有群众来报信”，才会有可依靠的人民群众筑成的“人山”，才会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根据地》不仅展现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精神”，而且呈现了和平建设时期的“根据地精神”。革命胜利前夕，冀鲁豫区接到了干部南下的任务，近六千人的冀鲁豫儿女从江西、湖南来到了贵州，把“根据地精神”带到西南边陲。南下干部侯存明写过一篇《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的文章，讲述自己经历的上下级平等，公私分明，与最穷苦人吃一锅饭的“根据地精神”。群众说“当年的红军回来了”。作者到贵州安顺采访，惊讶地发现，市委大院竟然没有站岗执勤的，老百姓可以长驱直入。而这源于六十年前从冀鲁豫边区骑兵团南下的安顺地委书记李廷桂定下的规矩。1952年外出开会回来的李廷桂发现地委门口的站岗卫兵十分生气，说：“土匪都让我们打光了，门口站什么岗？是防敌人还是防群众？把共产党的政府弄得像个旧衙门，这样会脱离群众的。”“老百姓能不能随时见到我们，是新政府和旧政权的最大区别。”李廷桂和安顺市一代代继任者所坚守的就是那种以民为本的“根据地精神”。“人总是要老的。现在，我们是你们的前辈，将来，你们不也是下一代人的前辈吗？”李廷桂的话语撞击我们的心灵。怎样成为后来人的前辈？怎样用“前辈”的“根据地精神”充盈我们的心灵，传递给后辈？这需要我们深深地思索，也是李廷桂和《根据地》所给予我们的精神启示。此外，《根据地》所描写的南下干部申云浦和夏页文的形象同样非常动人。夏页文曾引用邓小平的话来警示我们：“老百姓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不能遵守铁的纪律，老百姓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走呢？”这既是“根据地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再次绽放，又是对新世纪新一代人的深刻警示。
《根据地》不仅有精湛、深邃的思想，而且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和全景观的叙述视角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根据地》既具有史诗性宏大叙事特点，又能够从历史细节和个体生命生活出发，实现了大历史结构与小历史叙述、历史细节与崇高美学的有机结合。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地》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细节、众多人物形象和超长时空跨度的故事架构之间建立起了一条贯穿始终的强大情感逻辑，那就是贯通作品中的以民为本的“根据地精神”。
莫言曾借用《圣经》中的话，说作家是当世界处于一片废墟时的唯一报信者。我要说，《根据地》是新世纪红色文化传承危机中的“报信者”，是当代中国人重建革命前辈信念、实现革命前辈理想、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精神根据地”。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