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辉
《一九四二》放映中，后排一女士在打电话，大概是给在外面的朋友汇报观感吧。我听她说的是：“哪里会有这么惨，电影真能夸张。”我的感受和这位女士颇有不同。《一九四二》使“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鹑衣百结”这些汉语中明显具有夸张意味的字眼褪尽其夸张色彩，成为对现实世界的如实描绘。然而即使如此，我不相信刘震云的小说和冯小刚的电影已经穷尽这个世界上真实发生过的苦难——当苦难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家、艺术家想象能力的时候，最具想象力的艺术家、作家面对极端的苦难，大概也只能搁笔长叹！
然而，一个个个体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刘震云的原著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写道：（饿死）三百万人是不错，但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1942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丘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
冯小刚的电影把这段话作为画外音呈现，可谓意味深长。20世纪各种面目的意识形态在描绘辉煌的历史愿景的同时，也为漠视个体苦难提供理论依据。是啊，相对于凯歌高奏的历史洪流，相对于未来柳暗花明的灿烂前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残破、千千万万个无辜生命的沦亡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不知道，在地底下，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他们可曾闭上他们的眼睛。他们都是些普通的中国百姓，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算不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惊涛骇浪，也算不得让人低回流连的美丽浪花，他们甚至连浪花裹挟下的泡沫都算不上。凯歌高奏的历史洪流无暇也不屑携带上他们。他们被委弃于荒滩沙丘，如一粒粒尘埃，无声无息。然而没有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的中国百姓，刘震云的原著小说中写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和反革命史岂不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
有人说《一九四二》是在反省“国民性”之恶。我觉得更严格些的说法应该是权力之恶，或者说，“国民性”之恶是通过权力之恶来显现的。虽然冯小刚此番于很多重要的历史细节并未触及，或虽有触及，但触之未深，欲言又止，让人扼腕！比如，在一九四二年的河南，首先起来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不是国民政府，而是外国的传教士们。即使是在“蒋委员长”接见了美国记者白修德，看到了那张“狗吃人”的照片，“大受震撼”，从而命令河南地方“发力救灾”之后，救灾效率最高的也不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而是基督教会在各地开办的粥场。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记下了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在谈到设立粥场的动机时说的话：“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与外国人的热情与努力形成对照的是：“经过几个月，中央政府拨给的两亿救济款中只有八千万元运到了这里，甚至这些运到的钱也没有发挥出救灾作用。政府官员们把这笔钱存入银行，让它生利息；同时又为怎样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争吵不休。在一些地区，救济款分配给了闹饥荒的村庄。地方官员收到救济款后，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税款；就连国家银行也从中渔利……”（据原著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所引当年历史资料）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睛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我们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觉得这句口号倒过来，“匹夫有难，国家有责”，才是现代责任政府的题中之义。“蒋委员长”的失算正在这里。《一九四二》以“七年后，蒋介石政府败退台湾”一行字幕戛然收尾，其意正在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