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缚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非来自外界，恰恰是教育行政部门本身！解放校长，为学校提供自由呼吸的发展空间，势在必行。
■马效伟
在教育成为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之首的今天，政府的投入、教育政策的倾斜为学校带来诸多显性变化：新校舍建成，现代化教学设备增加，教师队伍结构更趋合理等等。
学校少了“无米”之忧，是否就意味着能做出可口之“炊”？事实不容乐观，很多学校的发展与办学条件的改善并不匹配：素质教育的推进仍在“浅水区”、课堂改革的成效没有真正让学生受益；更有甚者，学校无理念也无愿景，更谈不上办学特色与内涵发展。
是校长们不作为还是他们另有苦衷？2003年，北京教育学院曾对制约校长改革的原因作了调查，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杂事多，难以静心；缺少办学经费；教育局开会检查多。时隔九年，去年3月，中国教育报对校长办学的“痛点”进行调研报道，结果显示：校长没有办学自主权；学校内部管理体制问题；上级检查过多、学校疲于应付，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干的事情等3个问题居“痛点”之首。不同的节点校长之痛有相似的重合，且根源大多涉及教育行政部门。可见，束缚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非来自外界，恰恰是教育行政部门本身！解放校长，为学校提供自由呼吸的发展空间，势在必行。
要解放校长，只关注谁来解放是不够的，关键问题在于怎么解放，如何把解放转化成推动学校办学的正能量。
解放校长，要能放得下。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的管理关系存在错位，主要表现在：政校不分，管办评一体，职责不清，政府对学校的干预过多。教育行政部门权限越来越大，把本不属于自己管理职权范围内的事揽在手中。与此对应的是，校长办学的自主权受到严重削弱，学校办学动力不足、活力不强，校长能够支配的空间越来越小，办学思想不能在学校落地。解放校长，就是要把原本属于校长的权利归还给他们，包括学校的人事权、绩效工资、课程的设置等，减少对校长的束缚，让校长最大可能地按自己的主张办学。这种解放，不仅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有干事创业的魄力，更需要有“舍得”放权的胸襟。对既得权力放手，变管理职能为服务角色，这个过程必然引发教育行政部门的“阵痛”，但惟有如此，才能直击沉疴。当然，解放校长不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当“甩手掌柜”，对学校无限放手，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权责上实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保证边界清晰，各负其责。这样，才能调动起校长办学的自觉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解放校长，要能“托得住”。对校长而言，办适合学生个性成长、家长满意、社会认可的学校，不仅需要有理想与热情，更需要有先进的理念、独立的思想、完善的制度与一以贯之的执行力，这就对校长个人的素质与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而现实中，很多校长因长期习惯于浓重行政色彩指挥下的工作方式，已经弱化了自我的思考与判断。因此，教育行政部门解放校长不能是“拍脑袋”行为，要把握好时机与度。在放之前，必须先对区域教育做深入的调查与整体把握，设计好符合自身实际的宏观思路与框架。在此基础上，发挥服务职能，做平台的搭建者，通过引进优秀校长、组织校长外出跟班学习、举办校长论坛，为校长搭建专业化发展平台，让校长的脑袋先富足起来，保证在办学过程中有充足的“电量”。要不断完善校长任期制，规定每届年限，任期届满，校长主动辞去职务重新参加竞聘遴选。同时，建立校长退出机制，形成中小学校长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新的管理机制，推进教育家办学。
解放校长，要能走得远。教育是个专业活，需要慢功夫，更要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快服务型部门建设，积极主动服务学校，帮助学校解决问题，为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建立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型部门长效机制，建立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论证、听证制度，实行学校、教师每年评议教育部门制度，确保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减少对学校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教育局行政部门在放权后，要更多地加强对教育规律、教育本质的研究，强化政策引导、资源调控、底线监管、师生权益保障职能，建立与学校自主办学相适应的管理机制。同时，要在“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架构下，改进对学校的管理方式，采取制定标准程序、依法监管、督导规范、信息服务等方式，加快由直接管理向依法监管、宏观调控转变，切实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形成教育行政部门依法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参与监督评价，各负其责、各尽其能的教育管理新局面。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教育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