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三十年 内容简介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改革开放是关系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命运的抉择。正是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使我们摆脱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所造成的困境，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谱就了中国历史上*壮丽的史诗、*华美的篇章，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任何伟大革命的启动都是基于历史的动力和对时代大势的深刻分析，是准确把握人民的愿望和历史潮流的结果。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对国际形势和历史潮流的准确把握，深刻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党的意志和人民愿望的统一。
本书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重点书系”中的一本。全书不但系统、深刻总结了三十年来我国企业改革发展的历程、成就、经验与问题，探讨了企业改革的方向与发展趋势，而且还就企业发展战略、公司治理、技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及企业社会责任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三十年 目录
总论 中国企业三十年：改革、管理与发展
**篇 中国企业改革三十年
**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第二章 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三十年：成就、经验与展望
第三章 新时期国有企业的使命与国企领导人的薪酬制度
第四章 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问题——重温蒋一苇先生的“经济民主论”
第五章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模式与路径：整体渐进改革观
第六章 中国转移定价税制的演进历程分析
第二篇 中国企业管理三十年
第七章 基于企业家管理周期的企业成长机理研究
第八章 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与多元化战略选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第九章 我国OEM企业发展的战略对策研究
第十章 基于突变情境的企业执行力演变态势及管理借鉴
第十一章 成长型企业的投资风险研究
第十二章 山西非国有企业劳资关系问题调查研究报告
第十三章 国外员工越轨行为问题研究综述——基于概念界定与内涵分析的视角
第十四章 国有企业人力资源配置与工资决定机制问题
第十五章 让企业公民行为成为企业员工的自觉行为——从组织公民行为视角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第十六章 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层级模型和制度共生
第十七章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现状——以美国、英国、日本为例
第三篇 中国企业发展三十年
第十八章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转型
第十九章 环境约束、需求驱动与适应性选择——中国民营企业治理演进的分析
第二十章 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第二十一章 社会资本、网络连带与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权——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一个分析框架
第二十二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跨国经营的演进分析
第二十三章 家族企业控制权演进的路径
第二十四章 债务期限结构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研究
第二十五章 国有企业多个大股东股权控制结构研究
第二十六章 后股权分置时代的上市公司控制权机制研究
第二十七章 不同分离系数下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与国有上市公司绩效关系
第二十八章 财税制度改革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促进研究
第二十九章 中国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对技术创新方式的影响
第三十章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自主创新与国际竞争力
第三十一章 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研究
第四篇 中国企业案例研究
第三十二章 技术引进、跟踪模仿与再创新的演进分析——以天水二一三电器有限公司为例
第三十三章 中国现代物流企业的创新发展——以海金物流为例
第三十四章 企业技术创新行为风险管理研究——以云铜股份为例
第三十五章 企业动态能力与自主创新能力互动关系研究——以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为例
第三十六章 弱势煤矿医院改制的思考
第三十七章 医药行业深化改革的思考——对上海华联制药厂“7·6药损事故”的分析
第三十八章 西安市纺织城地区国纺企业改革发展问题研究
第三十九章 在消费崛起时代寻找百年老店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三十年 节选
**篇 中国企业改革三十年
**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搞好国有企业改革，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发展的大局。认真总结中国国有企业30年来的改革历程，系统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得失，明确指出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对于坚定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提高国有企业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
经过30年的反复探索和不断试验，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理论研究不断获得新突破，改革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
1．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演进与发展。“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是随经济改革的启动而萌生，并伴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就是中国对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改革方向和改革政策不断探索的过程，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不断认识的过程。然而，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探讨有其连续性和反复性，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之间也有联系、交叉和重叠，理论超前或滞后于实践进程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逻辑演进与实践进程不完全吻合，对30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演进作精确的分阶段或分期也比较困难①。
尽管如此，一些学者将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演进和发展概括为企业性质探究、企业行为分析、企业经营机制研究和企业制度理论创新等四个逻辑层面②；另一些学者将前两个逻辑层面合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逻辑演进可以分为企业性质探究、企业经营机制研究和企业制度理论创新等三个阶段③。然而我们认为，对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具有重大转折性影响的理论主要是对企业性质与企业自主权的研究以及对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探索，前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企业本位论”，后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公司论”、“产权论”和“超产权论”。
（1）企业性质与企业自主权探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围绕着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地位问题，经济学界对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讨论热烈空前，孙冶方、刘国光、董辅扔、蒋一苇、薛暮桥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思想④。大家普遍认为，当时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突出、*根本的问题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单位——企业不能发挥更大主动积极性，扩大企业权限成为普遍的呼声。针对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出现的种种弊病，蒋一苇创造性地提出了“企业本位论”的思想，引起理论界的巨大反响和高层决策者的重视，这一思想无可厚非地成为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旗帜。
1979年6月，蒋一苇在《经济管理》月刊上发表《“企业本位论”刍议》一文，首次提出“企业本位论”思想；之后，经过修改补充，1980年1月正式以《企业本位论》为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在这两篇著名的论文中，蒋一苇对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地位、企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实行中央高度集中，对企业的经营及其内部管理都直接做出规定，从组织机制作用来看，实质上是把全国作为一个单一的经济组织，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处于这个单一而庞大的经济组织之内，作为经济组织内部的上层机构，对其直属的分支机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进行直接的指挥。这种体制，按经济单位的划分来说，实际上是把全国作为一个单一的经济体，即以国家作为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进行内部的统一管理，统一核算。这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本位论’”。如果权力下放到地方，由地方（省或市）作为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国家的中央则处于经济组织的外部，从外部对地方经济组织进行领导和监督，而地方政权组织仍然在地方经济体的内部，作为它的*上层机构，对所属分支机构进行直接的指挥。这种主张可以说是一种‘地方本位论’”。他认为，“国民经济组织既不能把全国经济作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也不能按行政区划分解为若干地方单位，而只能以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农业企业等等）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监督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一方面享受应有的权利，一方面确保完成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这种看法可以说是‘企业本位论’”。
“企业本位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在原始社会，由血统关系组成的氏族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在封建社会，家庭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企业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社会主义社会不但不能取消商品生产，还应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由于商品生产而形成的企业的若干特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必然还会存在。因此，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单位仍然是企业，而且是具有独立性的企业。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只能是由这些具有独立性的企业联合而成。
第二，企业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作为现代经济基本单位的企业，决不能是一块块缺乏能动性的砖头，应当是一个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能动的有机体。国民经济力量既然是企业生产力的总和，国民经济力量的强弱就不仅仅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企业数量，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每个企业细胞的活力大小。企业作为一个能动的有机体，就必须具有能够呼吸、吐纳的能动条件，必须对劳动力、劳动条件、劳动对象具有增减权和选择权。当然，社会主义企业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但在保证履行必要义务的前提下，企业应具有独立经营和自主发展的能动条件。
第三，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所谓企业的独立性，归根到底是表现在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人类从事任何经济活动，从来都是为了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企业作为从事生产活动的经济组织，终归是要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的企业也不例外，谋求经济利益也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动力。同时，企业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由企业职工“共负盈亏”，也是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根本前提。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应当政企分离。国家应当从外部采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经济计划和各种经济杠杆等经济手段对企业进行指导和监督，而不是作为经济组织内部的上层机构，直接指挥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
（2）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探索。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开展，理论界除了对企业性质与企业自主权的理论进行了研究之外，还更深层次地探讨了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理论，即对现代企业制度理论进行研究，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公司论”、“产权论”和“超产权论”，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的重要理论指导。
①公司论。现代企业理论是以现代公司为对象的，它可以概括为“公司理论”①，因此公司理论研究的核心就是现代公司制度。现代公司制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生产规模和组织规模的扩大，发展和完善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动，现代公司制度概念开始引人中国，并得到国内理论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对国外的现代公司制度进行研究，提出公司应具有三个层次的特征：公司作为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应该具有企业特征一般；公司作为一种具体的、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有着区别于其他形式企业的特征，包括公司是法人，公司具有联合性特征，所有主体多元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性以及财产的独立支配性等；公司具有主要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特征②。同时，学者们还研究了西方提出的现代公司制度基本形式，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对现代公司制度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应向建立现代企业（公司）制度方向发展，即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③。这样，国有企业改革的“公司论”逐步形成。
②产权论。理论界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早提出产权问题的是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林重庚，他在1984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走势的评价中提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或许可以借鉴西方的股份制企业形式。1986年“德国五贤人委员会”访华时建议中国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这两次建议引起了中央政府对股份制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关注，也带动了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广泛研究。之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传人中国，理论界运用西方产权理论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导致了持久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否明晰、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是谁、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问题、制度创新是否首先要进行产权改革、公司制股份制是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等问题上。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①，同时还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自此，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论”，正式形成。另外，对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指导理论，理论界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近些年随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深入，许多学者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进行了研究，并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进行比较，认为它们是两个完全对立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这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应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而不是以西方产权理论为指导，认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特别是关于产权的性质、关于权利统一与分离的理论，是指导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唯一正确的理论。而西方的产权理论适应的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要求，决不能作为我国改革的出发点”②。
③超产权论。在人们普遍运用产权理论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研究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引入西方的“超产权”理论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研究。1998年刘芍佳和李骥在国内首次引入超产权理论（beyond propertyright argument），他们首先介绍了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Maitin&Par．ker）1997年对英国各类企业私有化后经营成效的研究结果和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泰腾郎（Tittenbrun）1996年对85篇有关产权与效益的经济文献的分析结果，发现企业效益与产权的归属变化没必然关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系，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提高效率的努力程度就越高。超产权论对传统产权论进行了发展，提出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增加努力与投入的作用，要使企业改善自身治理机制，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而变动产权只是改变机制的一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