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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技术扩散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实证与政策

2020-06-05 00:00:00

外资技术扩散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实证与政策节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大量外资的流人积极地促进了中国的资本存量增加、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有力支撑点。然而，引进了外资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掌握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成功地掌握内含在外资中的先进技术有一个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技术扩散过程。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化、吸收外资先进技术，外资技术扩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怎样?这一问题构成了本书的研究主题。首先，本书就研究的背景、目的和问题进行了阐述，界定了技术与技术扩散的概念，指出技术扩散与技术转移、技术溢出的区别，并且介绍了技术扩散的动态和静态路径及其分类，明确了以外商直接投资为载体的技术扩散与其他形式技术扩散的区别。然后，本书对技术扩散理论以及技术扩散的机制、证据和方法等实证研究进行了评述，并详细地介绍和评述了以领导者——跟随者模型等为代表的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技术扩散模型。接下来，本书给出了一个跨国公司、人才流动与技术扩散的分析框架，形式化了人才流动对外资技术扩散的作用机制以及跨国公司技术扩散发生的条件。研究认为：一旦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投资，为了防止人才流失造成向本地企业的技术扩散，将支付给本地工人较高的工资。这样，即使跨国公司对本地企业的技术扩散没发生，东道国的福利也得到了改进；技术扩散是有条件的，技术难度越小，本地企业吸收能力越强，技术扩散程度就越强。第三，本书对中国区域和工业部门的外资技术扩散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包括五部分内容：一是利用前人的分析框架，检验了中国全国和区域外资技术扩散的程度，并比较东部、中部和西部外资技术扩散程度的差异。由于中国外资流人在1992年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还对中国外资技术扩散程度在时域上的变迁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各个时段上，中国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各区域范围内都不存在显著的外资技术扩散；二是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选择因素变迁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选择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别，并且这些因素随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在1991年以前，广东和福建地区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来自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理毗邻和相同文化背景是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其他沿海地区，当地的劳动力质量和本地市场大小是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中西部地区地点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市场大小和劳动力质量。1992年以后，在沿海地区，由于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竞争加剧，外商直接投资更愿意选择竞争对手较少、竞争相对不激烈、基础设施较好、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中西部地区地点选择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当地市场大小和市场需求；三是对中国行业外资技术扩散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个衡量行业外资技术扩散程度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行业外资技术扩散程度用内资R&D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来衡量。研究发现，外资对中国整个内资工业部门和高技术行业没有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而对一般传统行业有显著的技术扩散效应；四是通过建立分析框架，运用平行数据模型方法，以广东为例分析了外资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以及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而负向的竞争效应超过正向的溢出效应，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的净效应是为负的。这说明至少在短期，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冲击很大。研究还发现，外资对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是不同的：对国有工业企业冲击大，有不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和显著负向的竞争效应；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有不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和显著的正向竞争效应；对集体工业企业有显著正向的溢出效应和不显著负向的竞争效应；私营、三资经济为主的其他工业企业受益大，外资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都显著为正；五是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然后检验了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外资活动对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通过考察R&D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我们将外资外部性区分为外资技术扩散效应与竞争效应，进而检验了外资促进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途径。我们发现，在控制自主R＆D 的情况下，外资活动对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提高没有显著影响，主要原因是内资部门较低的R&D吸收能力抑制了生产率的增长；外资活动产生的负向竞争效应抑制了内资部门技术效率的增长； R&D和外资活动都推动了内资工业部门技术进步，但来源分别为 R＆D创新能力和正向竞争效应，而不是技术扩散；由于高科技行业R&D吸收能力较低，内资部门不仅没能吸收外资先进技术，反而呈现显著的逆向技术扩散。一般行业吸收能力比高科技行业强，但外资技术扩散也不显著。第四，既然R&D吸收能力不是决定外资技术溢出的因素，那么是什么因素促进外资技术溢出的成功发生?我们认为，不仅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外资技术溢出，而且其他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内容，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发展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和法律制度环境的改善等等都将促进外资技术溢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低效率企业要么提高效率，要么被淘汰出局。在这种“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下，相对技术水平较低的内资企业必须尽大努力去学习、模仿、吸收消化外资先进技术，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运。而相对技术水平较高的外资企业也将时刻面临可能被追上的危险，所以，不得不通过引入新的技术或改进现有技术来保持领先地位。因此，市场机制不仅促进静态的外资技术溢出，而且将推动外资技术溢出的动态发展。在这部分，我们计量检验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对外资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不仅促进了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而且是促进外资技术溢出的决定性因素。市场化进程的各项制度变迁内容都显著地促进了外资技术溢出。要素市场发育将在推动中国生产率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地区比较后，研究进一步发现，东部地区外资技术溢出的决定因素是市场化进程，要素市场发育是决定外资技术溢出的重要的制度变迁内容；由于市场化进程缓慢，中西部地区R&D吸收能力相对更重要一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该地区促进外资技术溢出的主要制度变迁因素。后，在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有关中国外资的总体政策、制度政策、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建议，主要包括：外资政策不宜优惠、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给中西部地区更多的倾斜政策、实施有差别的产业政策等等。并且通过回顾外资技术扩散途径和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给出了一个外资技术扩散与武汉光通信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从技术扩散行为主体的角度，即技术的供给方、需求方和中间渠道三个方面分析了外资技术扩散的主要制约因素，并结合对武汉光通信产业链的分析，提出了促进外资技术扩散，加快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4 中国外资的引进、贡献与不足本章回顾和分析了中国外资的引进历程、地区分布、贡献以及若干不足，以此作为后两章计量分析的起点。外资的大量流入，毫无疑问，积极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引进了外资并不等于就掌握了内含在外资中的先进技术。由于中国外资的非缺口性质、效率逐年下降、技术含量低以及多数属于偏向劳动力寻找型投资，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外资是否存在显著的技术扩散。本章实际上是为后两章实证分析做准备的。通过对中国外资主要经济指标的描述性分析，为我们对中国是否存在外资技术扩散这一本书研究主题作直觉判断提供了依据。 4．1 外资的引进历程和地区分布中国吸引外资历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见图4．1)。个阶段是从1979年至1983年的引资起始阶段。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时批准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这段时期中国FDI还处于从从无到有的起始阶段，总量还很低。从1979年到1983年．中国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30亿美元左右，而且主要集中在广东和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至1991年的准备阶段。 1986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的引资步伐向前迈了一大步。在这段时期，不但总量从 1984年的16．58亿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43．66亿美元，有了较大的增加，而且内地也开始有外国直接投资流人，外国直接投资开始逐渐向内地扩展；第三阶段是1992年至1995年的快速发展阶段。 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给中国经济注人了新的活力，中国对外引资进入了一个由沿海向内地再向全国扩展的飞速发展时期。这段时期外国直接投资流人急速增加，1992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为 1991年的2．5倍以上，达110亿美元。到1995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已达到了375．21亿美元，为1991年的3．5倍。实际上，在199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第四个阶段是1995年至2001年的调整型增长阶段。 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政府引资政策由地区优惠政策向产业优惠政策过渡。这段时期，尽管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较大的波动，但亚洲金融危机也给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结构调整带来了机会，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产业分布进行了调整。后一阶段是2002年至今的全面开放时期。随着2001年12 月11日中国加人WTO，金融、保险、电讯、旅游等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开放，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得到了更快的增长。在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年里，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为527．4 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大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中国FDI一个显著特征是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巨大的差异。外资技术扩散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实证与政策作者简介 p>作者简介张海洋，男，湖南湘潭人，1971年8月生，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重点为外资技术扩散效应和机制、生产率拆分理论和测量、经济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近年来，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国际贸易问题》、《科学学研究》等各类一级与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省社科和校级重点课题各一项，主编著作一部。曾获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奖、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华中科技大学校级优秀博士论文、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优秀论文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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