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归前三名-写在北京奥运之前 内容简介
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24万亿美元，而德国为3.26万亿美元，仅差0.61％，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已成定局，这样，中国将在1880年经济总量跌出世界前三名后的128年又重归前三名。
目前世界热议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今年超过德国更成为焦点。从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来看，中国的发展是回归，不是崛起。什么是“崛起”呢？英文是“rise”，法文是“s?élever”，英法文均有“增长”、“增强”和“复活”的含义。但是，不少外国人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却是另一种含义，即“兴起”、“陡起”以至“起而反抗”，甚至是“怀着反感地平地陡起应对周边”。后一种理解显然是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今天现状的，因此，也是不正确的。
自1979年起作者游历、考察了90个国家，环绕地球23圈，在国外常驻8年，已按地域出版了一套19本、共达360万字的书。北京奥运开幕在即，作为北京奥申委主席特别助理、北京奥组委总体影响顾问，作者在30年内几乎走遍世界的切身感受是，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德国的1/16，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占世界1/5的人口，总量位次的回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可能在北京奥运会上位居世界前三名也是如此。中国人民的理想不是崛起以至称霸，而是与全球人民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有着同一个梦想：这就是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和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重归前三名-写在北京奥运之前 目录
前言 是重归，不是崛起
**章 落日的辉煌
**节 康乾盛世
第二节 盲龙东踞
第三节 危机分析
第二章 跌出前三名
**节 清朝继承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内敛性
第二节 百年屈辱的开始—— —**次鸦片战争
第三节 1860年东方大国的终结——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四节 经济总量跌出世界前三名
第三章 重归前三名
**节 重温历史
第二节 中国重归前三名的原因
第三节 德国于128年后被反超后执政党的反应
第四节 日本学者对中国重归前三名后的一种悲观预测
第五节 国内生产总值回归前三名的科学分析
第四章 以科学发展观看人类历史
**节 什么是科学
第二节 人类的起源
第三节 若干古文明为什么灭亡
第四节 走向海洋
第五章 实地考察大国的兴衰
**节 三次考察美国
第二节 三次考察苏联和俄罗斯
第三节 八次考察日本
第四节 八次考察德国
第五节 住在法国六年
第六节 五次考察英国
第六章 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对科学发展的新认识
**节 增长的极限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
第三节 知识经济理念的创立
第四节 循环经济是知识经济的**阶段
第七章 中国威胁了谁？—— —做和谐世界的前三名
**节 我国的循环经济水资源战略—— —中国可以不缺水
第二节 我国的循环经济能源和石油供需战略—— —中国可以不缺油
第三节 我国的循环经济土地资源战略—— —中国可以不缺地
第四节 我国的循环经济气候资源战略—— —奥运促进节能减排
第八章 做科学发展理念的前三名
**节 以人为本
第二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第三节 统筹兼顾
第九章 做可持续发展的前三名
**节 过度的重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选择
第二节 “GDP崇拜”、PPP质疑和绿色GDP
第三节 “合理需求”的新经济学概念与绿色消费
第四节 人如何与自然生态和谐
第五节 探讨几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第十章 中国在北京奥运争第几名
**节 做奥运精神的前三名
第二节 如何科学评价奥运会的名次
第三节 竞赛与友谊
第四节 东道主市民争科学素质的前三名
第五节 主办城市争科学发展的前三名
第六节 办一届*好的奥运会—— —悉尼和雅典 奥运的借鉴
第十一章 亲历生态建设和申奥
**节 以《首都水资源规划》申奥
第二节 罗布泊还能恢复吗
第三节 黑河生态建设奏响绿色颂歌
第四节 黄河为什么不断流了
第五节 人工生态系统
第十二章 未来的世界和中国
**节 解决三大差别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
第二节 循环经济实现两岸经济统一
第三节 对2050年世界经济的展望
第四节 对2050年中国经济的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重归前三名-写在北京奥运之前 节选
**章 落日的辉煌
“一切都变了。要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没有改变，就看不到任何变化”
——读书札记
1644年建立的大清帝国，经过了长达40年连绵不断的战争，到1684年清军进入台湾，在中国全境建立了有效统治，这时清帝国无疑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而且创立了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
**节 康乾盛世：
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即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建立了大金国，史称后金；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定都沈阳；1644年入关后，清世祖顺治帝建立了中国疆域内的清朝，定都北京，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个王朝覆灭。如果从1616年建立大金国起，清朝有近300年历史，定都北京以后的历史也长达267年。
一、盛世辉煌
在清朝近300年的统治中，创造了中国继唐贞观之治和汉文景之治之后的第三个盛世——康乾盛世，自康熙（1661—1721），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达130多年，近一个半世纪之久。
据西方研究者追溯，在这一历史时期，至少在1680年至1850年的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中，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在世界上占据**位。
法国现代启蒙宗师伏尔泰遥望东方，称赞中国是“举世*优美、*古老、*广大、人口*多而治理*好的国家”。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NP早在宋朝末年已落后于西欧国家。1700年，彼得大帝在俄罗斯学习西欧的当代化政策刚刚开始，中国的GNP占世界总量的23．1％，而俄罗斯占3．2％，但以人均GDP计算，中国已落后于俄罗斯。其实在整个康乾盛世中，中国都不是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按人均GNP计算，中国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后中国经济仍在发展，到1820年中国GNP占到世界的37％，是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但人口增加了1．76倍，所以与世界水平相比，人均GNP反而下降了42％，从国际经济比较来看，康乾盛世实际上在倒退。
二、粮食生产
从农村看，到乾隆末年（1799年），全国有耕地10．5亿亩，粮食产量达2 040亿斤，总量居世界**。平均亩产194．3斤，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约为居欧洲首位的英国的1．3～1．5倍。人均粮食产量约680斤，合340kg／人，达到2006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378kg／人的90％，生产了足够全国需要的粮食。
在康乾盛世，中国领先的只是农业，人均粮食产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1799年就达到2006年的90％，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世界奇迹。与此同时，必须看到这一成就是在几乎耗尽全国农业资源的基础上取得的。当时的耕地面积就达到今天耕地面积的近1／2，而且占了今天生态宜耕地面积的2／3以上。因此，只要西方的工业革命一发展，中国马上就会被抛在世界的后面。
粮食的充裕除了清朝政治稳定、战争平息和利农政策以外，还有重要的生态原因，即新物种的引入。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海上新航线到达美洲大陆以后，玉米、马铃薯和白薯等南美印第安人培育的高产耐旱粮食作物引入了西欧，17世纪在欧洲普及，解决了欧洲人的吃饭问题，并养成了欧洲人至今以土豆为主食的习惯。18世纪玉米、马铃薯和白薯在中国普及以后，在解决了粮食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口的急剧膨胀，中国的人口从1700年的1．38亿猛增到1820年的3．81亿，在120年内增加了1．76倍，从此造成了中国的人口负担。基因分析在世界上与中国人血缘*接近的印第安人培育的粮食品种传回中国以后，造成了中国今天的沉重人口负担，从生态学意义上看，真有点讽刺的意味。
三、城市消费
19世纪初世界50万人口以上的十大城市是北京、广州、伦敦、巴黎、南京、杭州、阿姆斯特丹、君士坦丁堡、苏州和扬州，中国占了6个。
广州人口150万，是世界上*大的城市，而伦敦只有80万。当时全国商品流通量约为4．5亿两白银，人均1．5两，以当时每两白银合250元人民币计，约合375元人民币／人，虽然仅为2006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5％，但如果考虑到当时全国近90％是农民，而且城市居民消费不过是衣、食和住，几乎没有交通、医疗、娱乐和通信的消费，那么比较相应的权重，乾隆末年城市居民在衣、食和住上的消费，应该达到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以食品和衣物为主的相应消费将近2／3的水平，这在当时的世界是居于前列的。
但是，生活比较应该是个指标体系的比较。当年来北京的外国人虽然也称赞北京的富足，但已经远没有13世纪马可·波罗到元大都的盛世感觉，不仅不认为与西方城市有天壤之别，而且看到许多落后的方面：如没有公共卫生设施，没有邮政，认为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四、国际贸易，
在康乾盛世的顶峰1790—1794年间，仅以中英间贸易计，中国进口为500．8万两白银／年，出口为584．3万两白银／年，出超83．5万两白银／年。中国当时进出口贸易总额是居于世界前列的。
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完全的闭关锁国，有较大的国际贸易量。但是如以人均的概念来审视，人均出口值折合人民币约为5元／年，不仅占人均GNP比例很低，和西欧海上贸易国家相比也只有几分之一。
五、手工业和矿业
雍正年问广东炼铁炉有50～60座，加上煤矿工人不下几万名。嘉庆年间仅汉口就有13家铁行，铁匠5 000余名，行均300人，规模已然日观。陕西的炼铁厂有的有六七个炉子，佣工则达千人。乾隆中期苏杭的纺织业手工工场有些拥有织机达几百台，织机总量为3万台，织工达3万～4万人。景德镇的陶瓷厂也较发达，工匠总数已达10万人。康乾盛世手工业和矿业工场规模有所扩大，但技术没有改进，比较而言甚至在许多方面不比13世纪的宋朝先进。康乾盛世在技术方面停滞不前，从水平上看已大大落后于西欧。
六、文化
在康熙时期编纂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及《全唐诗》等60 多部大部头书籍，共2万余册。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这项文化工程历时20年，编辑共达4 186人，收书3 461种，达7．9万册，卷数是明朝《永乐大典》的3倍。这一期间还出现了中国文学巨匠曹雪芹（1715－1763或1764）与他的巨著《红楼梦》。
另一方面，在康乾盛世大兴“文字狱”，禁锢了文化的发展，扼杀了文化的创造性。《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创作，但在当时也遭到封杀，社会影响很小。
七、财政
清朝的财政收入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达到4 359万两的高峰，约合人民币109亿元，人均约36元。财政储备于1730年（雍正八年）达到6 218．3万两的高峰，约合人民币156亿元，人均约80元，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数字。
康乾盛世的财政收入和财政储备已达到我国解放初的水平，但是支出十分不合理，除了大兴宫殿园林建设的庞大皇家开支外，就是被动地应对自然灾害，国家对于商业贸易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毫无支持，埋下了深远的隐患。
第二节 盲龙东踞
如果说把清帝国比作东方巨龙的话，那是一条半睡半醒、闭眼不看世界的盲龙。
一、不作国际比较。没有人均GDP的科学经济理念
从经济上看：可以把康乾盛世形成及其滞后分为三个阶段，**阶段是1680年至1730年，第二阶段是1730年至1780年，第三阶段是 1780年至1830年。在**阶段中国经济从战乱中恢复，但人口在1．5 亿左右（1681年为1．38亿），人均GNP也处在世界平均水平。第二阶段是康乾盛世的顶峰，生产得到较大发展，人口在2．0亿左右（1771年为2．15亿），生产力却有较大的提高，由于西欧的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所以中国的人均GNP还能勉强维持世界平均水平。第三阶段已是落日的辉煌，生产停滞不前，人口迅速增长，在3．0亿（1811年为3．59亿）芹右。这时，西欧北美的工业革命已经蓬勃发展，此时虽然中国GNP总量仍居世界**，但人I：1众多，分别是当时人口居于前列的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15倍左右，而GNP总值已与这些国家相当，其人均
GNP仅为这些国家的1／10左右，工业革命在半个世纪内促使生产力的提高已经将时代变化的威力在这里显现无遗。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既没有国际比较的概念，更没有人均GNP的概念，这些科学理念的缺乏使得清朝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处于一种完全盲目的状态，在闭着眼睛逆水行舟，所以早已丧失了世界先进国家的地位。
二、对西方现代科技从好奇到漠视
在康熙年间，西欧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将西方科学技术*新成果送到皇宫，使得康熙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地理、人文、科技等粗有了解，他热情而认真地学习西方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医药学、解剖学等科学技术，甚至还根据《几何原本》学证几何题，根据《人体解剖学》参与熊的解剖。此后由德国天文学家汤若望在顺治、康熙年问任北京古观象台**位外国台长；由比利时天文学家于康熙年间编制了《康熙永年历法》；由法国学者白晋赴中国各地测量，于1718年绘制成《皇舆全览图》，并组建了被西方誉为清朝皇家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但这仅仅是康熙的个人兴趣。他死后，人亡政息，他的科学兴趣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更没有成为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
三、由于基督教与儒家的冲突而抵制西方文化
雍正初年，全国基督教堂约300座，受洗教徒约30万人。比当时日本的规模还大，但天主教与儒家传统发生冲突，开始驱赶内地耶稣会士到澳门、封禁天主教堂改其为“天后宫”，至今大陆和台湾都保存了许多天后宫。
雍正驱赶天主教徒、废除天主教堂，维护了中华的传统文化。但是，宗教带来的不仅是天主，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验，也会激活本地文化，促进本地文化融人世界潮流，不断发展。清政府在禁止天主教的同时，也关上了通往西方文化的窗口。日本在这方面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成为了明治维新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少中国专家都认为这是明治维新成功，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盲目自大，固步自封，拒绝国际交流
乾隆五十八年（1 793年）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等一行92人来到中国。英国使团的使命是“交使通商”，乾隆帝却认为他们是来向他进贡祝寿，降旨称英使为“贡使”、礼品为“贡品”，并在英国的车船上插着“英国特使进贡”的旗子。马戛尔尼等又从京城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乾隆帝83岁寿辰庆典。途经万里长城，马戛尔尼等为之震惊。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的万寿庆典上，英使会见乾隆帝的礼仪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清朝要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礼表示英国的“归降”；马戛尔尼只同意行单膝跪礼。马戛尔尼递交了英王的书信，要求派代表常驻北京；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买卖货物的洋行，并在珠山、广州附近划一个，小岛为英国商人存放货物等。乾隆向英王发出回书，认为：此不合天朝体制，断不可行。对英王的上述要求，逐条批驳，一概拒绝。乾隆帝盲目自大，固步自封，认为天朝无所不有，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只是雕虫，小技，不仅拒绝了英国的要求，把马戛尔尼扫地出门，也关上了中国的大门，自我封闭，把中国推上了世界的边缘。
谁也没有想到马戛尔尼的后代珍尼·马戛尔尼（Jane．Macartney）于1979年，在她的祖上来华后的186年以后任《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而且一住30年，现已是《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的社长，如果马戛尔尼在天有灵，将又如何给英王乔治三世打关于中国的报告呢？此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罗尔·阿梅斯德为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嘉庆帝认为实际上当时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中国的英国是“蕞尔小国”而“勉从其请”。还是要求英使行三跪九叩礼，降旨：“该贡使等即日返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发还。”将英国使臣驱逐出境，失去了与世界强国双方可能平等、互利交流的*后机会。
第三节 危机分析
对于清朝中叶以后的危机，许多著作都作了分析，《落日的辉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一书更是做了较全面的分析。
一、闭关自守、安于现状，导致观念落后
对于清朝中期的状况，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他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马克思以惋惜和遗憾的心情而做的分析精辟而深刻，可以说是对中国这段历史的总结。
邓小平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邓小平同志说出了一个真理，自15世纪末以来，闭关自守就是愚昧无知；不做国际比较，其结果必然是贫穷。
江泽民做了具体分析：“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从1661年到1796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加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纪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啊！”江泽民同志的分析更指出国际经济比较必须建立人均的科学概念，只比总量会产生误导，因为人均比的是劳动生产率，比的是科学技术，比的是生产力。十七大报告翻两番的目标由总量改为人均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二、发展停滞*集中地体现在科学技术上
由于闭关自守、固步自卦和对皇权的绝对崇拜，使得在康亁盛世里，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停滞不前。
……
重归前三名-写在北京奥运之前 作者简介
吴季松：满族，1944年生，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奥组委奥运总体影响项目顾问，北京循环经济促进会会长，国际科技园协会学术顾问委员会亚洲唯一的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968年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毕业。
1979—1981年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访问学者在欧洲原子能联营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芳特诺核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从事核能和平利用、清洁能源的研究。
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处副处长（代处长），副教授。
1985—1986年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学科综合研究应用于经济发展”专题研究，研究期间考察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等7国；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项目研究报告（英文），创意知识经济。
1990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参赞，副代表（对外），教授。
1992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部门高技术与环境顾问。
1995年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研究室主任。
1995年任北京国际科技园区协会（IASP）第4届世界大会副主席。
1997年任澳大利亚帕斯第6届世界科技园区大会组织委员会副主席。
1998年任全国节水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
1998年任德国汉诺威2000年世界博览会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9年参加于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举行的第2届中美环境与发展高级论坛，并做首席发言。
2000年参加荷兰海牙第二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代表中国出席高官预备会。
2001年任北京奥中委主席特别助理及刘淇主席顾问。
2002年为中国政府推荐联合国环境署（UNEP）环境奖候选人，博士生导师。
2003年参加日本东京第三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
2003—2007年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2004年参加摩洛哥马拉喀什国际水协世界大会并做主旨发言，会上入选国际水协大奖候选人。
2004年任北京循环经济促进会会长。
2005年获“国际科技园区荣誉会员奖”，作者是该组织成立21年来世界上第7个获奖者。
2005年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07年任北京市科协常务理事、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
自1979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与资源》《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国内外高层次环境与资源会议上发表水资源管理、环境保护、高技术产业化、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文章百余篇，专著有《知识经济》、《循环经济》、《21世纪社会的新细胞——科技工业园区》《“信息高速公路”通向何方?》《现代水资源管理概论》《中国可以不缺水》《新循环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和《循环经济教程》。
其中《知识经济》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行销27万余册。《中国可以不缺水》受到国家领导人、广大水利工作者和公众高度重视。《新循环经济学》受到中国经济学界高度重视，在意大利和日本演讲，意大利第一大报《共和国报》和日本第四大报《日本经济新闻》分别发布消息，2005年由意大利EFFE ELLE出版社全文出该书英文版，为我国经济学界在发达国家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几部著作之一。
开创并主持制定、监督实施我国首批水生态系统恢复规划，包括北京、黑河、塔里木河和使黄河不断流，总投资360亿元，取得明显成果，被朱镕基总理称为“一曲绿色的颂歌”。多次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
自1979年至2008年到访过90个国家，著有《看世界》共11册、《看世界——全球生态考察》共6册和《从世界看台湾》（2种），共计360万字，是世界上记述国家最多、字数最多的游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