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本书以福建民国名媛的情感走向与人生抉择为线，采写、重读了20多位民国闽都传奇女性，展示了她们真实、感性的一面，亦体现了福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与素养。
内容简介
本书是描写近代福州优秀女性的随笔集。记述中国现代史上福州一批女性，从一个侧面反映福州作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一个策源地的文化积淀，反映福州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贡献。这些名媛在政、学、艺术界的家事国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她们的内心挣扎、自我觉醒、社会参与、情感困局乃至沉浮命运，多少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诡谲变迁。
作者简介
陈碧，长乐籍福州人。《海峡姐妹》编辑部主任。曾获福建省新闻奖一二三等奖数十项。
目录
第一辑 民国年间的非常女人
林宗素：民国年间的非常女人
方君瑛：铁枝铜杆木棉花
方君璧：残红片片写拈花
第二辑 大时代的小爱情
庐隐：母亲的故事
冰心：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程俊英：诗葩上的英之华
王世瑛：大时代的小爱情
陈懋恒：女历史学家的奇情人生
林徽因：林家长女的密码
第三辑 乱世情怀
游寿：归于沉潜的梅
林北丽：林庚白的丽白传奇
郑秀：曹禺给予的爱情领悟
李小瑛:郁达夫的浮世露恋
沈峻：不要眼泪不要悲伤
第四辑 在水一方的世家女
吴咏香：“鸥波馆”里的海伦
严倬云：辜振甫的贤内助
精彩节选
方君瑛：铁枝铜杆木棉花
一 同盟会女杰
《辛丑条约》签订后两周，即1901年9 月17日，清廷颁布命令，提出“造就人才，实系当务之急”，要求各省选派学生出洋，对学有成效者，给予奖励。地处沿海的福州大户方芷亭(方家湜)是一位“有远识，教育子女得风气先”的开明商人，育有4男7女。1901年，二女方君瑛(1884～1923，字润如)偕同寡嫂曾醒、弟声涛等，在伯父方雨亭(方家澍)的鼓励和资助下，东渡日本。方君瑛有极好的中英文基础，顺利地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方君瑛 “约莫在十七八岁之间，在明艳中眉宇还现出英爽气概”“天真中有老成，刚健中有婀娜”。
在东京，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方氏家族中姐弟妯娌同辈有6人先后加入，被称为“举族赴义”。此时汪精卫也得到官费旅日游学，为同盟会评议部部长兼机关报《民报》主笔，与方君瑛姐弟等人相识。
1905年，年仅27岁的吴樾完成了《暗杀时代》一文，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立愿“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于是身怀炸弹，在北京正阳门东站炸伤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此后，暗杀活动成为一时风气。同盟会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实行部)，孙中山并同志们以方君瑛“能以德感人，以言动人，而又勇于轻身犯难”“智深勇沉可属大事”推其为部长，其下属主要成员是她的嫂子曾醒、秋瑾、陈撷英、吴木兰、林宗素、唐群英、蔡惠，时称同盟会“八女杰”或“巾帼八杰”，还有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等血性男子加入。此时，黄兴在日本横滨设立一个秘密制造炸药的机关，聘请俄国人为教授，以擅长化学的喻培伦为主，进行炸药研制。方君瑛与秋瑾、陈撷英、林宗素等女革命党人皆加入学习，并组织学习格斗等技能。这些女党人同时也是中国早期的女权运动先锋人物。方君瑛此时在留学生刊物《江苏》上发表了《兴女学以复女权说》，指出“我国女子之失权也已数百年于兹矣，洞耳缠足，不出户庭，不读诗书，见闻浅陋，唯知奴颜婢膝，依赖他人，即人格之不完，尚何权利之足……中国女子之无权，实由于无学。即以无学而无权，则欲倡女权，必先兴女学。”提出兴女学、恢复女子独立人格、“还女性以人权”的主张。
1909年冬，暗杀团开始行动。目标是谋炸摄政王载沣等。方君瑛向主动请缨的汪精卫赠诗一首：“相聚又相别，明朝各一方，为君歌易水，声意两同长。此去需珍重，无忘旧日欢，殷勤为汝祝，努力更加餐。” 次年春天，方君瑛、曾醒以及热爱汪精卫的17岁马来富家女陈璧君，各把炸药缝在棉背心内由日本带到北京。不料事败，汪精卫、黄复生等被捕，被判永远监禁，解往法部监狱关押。方君瑛与曾醒负责筹集经费、购买与运送炸药，幸未受到牵连。
1911年初春，黄兴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一触即发。同盟会福建支部会员林觉民、方君瑛、曾醒、陈与燊、陈更新等商定：从马尾港乘坐大轮，将百枚炸弹装进棺木，由方君瑛扮成“孀妇”，扶“柩”上船。三月二十六到达香港，买通了珠江上的巡检，当天下半夜将这一百枚可以爆破城墙的炸弹运到了广州小东营五号。到了广州后，她和方声洞、曾醒同照了相片，寄给家人留念。姑嫂随即再返港，和陈璧君、李佩书等几位女同志，留以掩护胡汉民等若干重要骨干，决定最后一天再进入广州。三月二十九(4月27日)，得到举义消息，他们立即动身，但抵岸广州时，见城门紧闭。才闻知起义失败，不得不连夜乘船返回。
二 赴法求学
黄花岗起义，方君瑛“以未能作烈士而遗憾”，她的胞弟方声洞却壮烈牺牲。声洞之妻王颖当时仍在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且有身孕，还带着一个才满周岁的儿子。为照应王颖，方君瑛从香港赶往日本，陪送王颖母子回国，到汉口家中。
方君瑛在同盟会的威信很高，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等均对其十分尊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邀方君瑛出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她力辞不就：“革命无成，不想做官。”后来，方君瑛勉强同意担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曾醒为监学(教导主任)。当年的9月，清廷一是害怕革命的声势，二是为了笼络人心，释放了汪精卫。方君瑛、曾醒带了十一妹君璧从汉口到上海，相庆生聚。接着她们又赴粤，参加了广州公祭七十二烈士和汪精卫与陈璧君的婚礼。谈到国事已定，这些热血青年就有了同赴法留学的动议。8月，汪氏夫妇带了陈璧君弟弟陈昌祖，曾醒带了弟弟曾仲鸣、儿子方贤俶，君瑛带了妹妹方君璧一同赴法。船抵马赛，李石曾、张静江等迎接。
“黄叶飘零怨暮秋，碧天如海月如舟。数年慈父倚闾倦，愿借冰轮返故州。”远在异域，方君瑛仍十分关注祖国政局变化，并深切思念着父亲。1915年，袁世凯将要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全国政局动荡更剧。深感忧虑的汪精卫、方君瑛等人奉命返国讨袁。但是当方君瑛到达上海时，中日不平等条约业已签订。此时正遇上父亲去世，她匆匆回家却没有赶上亲殓，只有抚棺痛哭。把父亲的丧事办完后庶母又去世。庶母临终前将七岁的小女儿君琦(十四妹)托付给君瑛。料理完后事，方君瑛又带着君琦及曾仲鸣的九兄伯良再赴法国。当时政府以方、曾两家有功于革命，给予他们官费。
但不久后，福建省政府因经费困难，将几个学生的官费取消，方君瑛经济也大受影响。1920年秋，方声洞夫人王颖也将儿子方贤旭送到法国，交与方君瑛抚养。身边的孩子这么多，家里的一切杂务，都得由她课余亲自操持，生活十分艰苦，但她还是安排得妥妥贴贴。她自己也于1921年秋，在法国波尔多大学修完数学课程，获得数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女性在法国得此学位的第一人。但此时，她已心力交疲，形容憔悴了。有一天，她曾遇到一起车祸，汽车碰伤头部。医生告诉她，头部伤虽已治愈，但怕以后会影响神经。
三 女革命家之死
1921年，为了纪念国民党元勋朱执信，汪精卫等正在广州筹办执信学校，邀方君瑛前往主持。1922年冬，方君瑛回国。因陈炯明叛变，广东局势混乱，方君瑛无法前往任职，遂停留上海。车祸已过一年，她常觉脑力不胜，自觉得难负执信学校建设之重责;同时陈嘉庚的厦门集美学校此时也欲高薪聘她做教授，君瑛很想接受集美学校的聘约，使经济有着落，每月可筹款若干还给六嫂。六嫂郑萌，方声涛妻，一笔款项原来寄在方君瑛处，备孩子方贤卓留学之用，却经方君瑛之手被一个福州留法学生骗借不还。汪精卫夫妇则坚持要她主持执信学校。
方君瑛有过一段婚姻。她在留学日本之前，曾与福州人王学文定婚。王学文也曾加入同盟会，受过革命洗礼，但内心里惧怕革命行动的危险，怕落到“诛九族”凶祸，由担心而不满。秋瑾在浙江举义失败被杀，他更吓破了胆，认为方君瑛参加革命，一定会惹火上身。因王学文催婚多次，结婚当日(在东京)，竟然对方君瑛的贞操起了疑心——方家曾被强盗抢劫过，造谣的说强盗还曾侮辱过妇女——在新婚之夜，粗言相问。君瑛一怒之下披衣而去，誓不相见，并告双方家长要离婚。后与曾醒同赴天津，谋刺庆王奕劻、摄政王载沣……福州光复后，君瑛担任女子师范校长时，王学文仍不允离婚，并时常于夜间在女校门口张望。其意或只想见见面而已，可是男人常来找女校长麻烦，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自爱的君瑛怕有闲话，才有了其后的辞职，赴法留学等事。
此时君瑛与曾醒回国，曾醒立即去福州看顾母亲，陈璧君于当年4月去美国，为执信学校筹集款项，一直未归，汪精卫也被孙中山委派为驻沪办理和平统一的全权代表，马不停蹄奔走于北京、奉天、广州、杭州之间，很少在上海停留。她孤身在上海，却不料执拗的王学文依然屡次写信、打电报要求重修旧好，如附骨之疽的纠缠让她十分痛苦。
而最痛苦的是，她在法国驻留10年，过的是十分简单的学生生活，对于国内的复杂及腐败情形没有接触，猝然回家，举目国事日非，社会腐败，十分愤怒伤痛。尤其是见一帮从前之革命同志，包括弟弟方声涛，或因意志沮丧染上鸦片，或因地位、享受问题，大部分变了气节，甚至已与革命前的满清官僚之腐败无大分别……许多同志及弟弟方声洞为革命流血，岂不都白流了?自己几年的努力也岂不白费了?以为革命成功，可拯人民出水火，哪知民国已成立10年，而人民的痛苦反而加剧。一想起这些，她的心痛绝望，无以复加。
6月8日汪精卫曾路过上海探视君瑛和岳母(方君瑛与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一起住)。送他出门时，方君瑛送至门口，站了许久，挥泪而入，家中佣人以为是伤别，没有留意。绝命前数日，她对卫老太太说：“我今无牵挂，随时可死。”卫以为她是随便说说，便说：“爱你之人如何?”她答道：“渠等哭数日就无事。”
1923年6月12日，她吞服大量麻醉品，经抢救无效于14日逝世。她在遗书中写道：“为国事累卵，民苦倒悬，而同志犹多泄沓弗振，社会尤腐败之极，自恨不能力济，只有死耳。” “社会腐败，不可救药，且自己无能，不能改良之，惟有一死耳……”可见她对社会现状已心灰意冷。
四 木棉开尽
汪精卫在广州得到噩耗之后，16日转道香港乘船赶往上海，并于6月18日致曾醒、曾仲鸣、方君璧等人的信中这样说道：“……以七姊(指方君瑛)平日之明决，遇此等事不难立断，何致为此自戕?故以七姊去岁被汽车撞伤及近来精神异状推测之，七姊自杀之原因，当为神经衰弱所致，此医生及蔡孑民(蔡元培)张溥泉(张继)诸先生所推定以为必然者也。呜呼，自元年以来，我等结合成一家庭，感情浓挚，有逾骨肉……兄昨岁不招三、七姊回国，七姊可以不死，七姊回国后在兄寓时多，兄苟善于调护，七姊亦可以不死，今则七姊竟死矣!兄非惟无以对七姊，且无以对诸弟妹，神明痛苦莫可言喻。诸弟妹以此责兄，兄固无词，即以此绝兄，兄亦无怨……”
1917年，汪精卫应孙中山之召唤回国参加建立军政府工作，分别时曾赠给方君瑛一首诗：“十年相约共灯光，一夜西风断雁行;片语临歧君记取，愿将刚胆压柔肠。”方君瑛之死，引起汪精卫的强烈自责。他们一起笑，一起哭，一起奋斗，一起学习，甚至一起相依为命过。他认为自己没有尽到为兄长的责任，写下挽联：“红颜知己，旷代难逢，可怜魔劫重重，万古和流新血泪;白日盟心，他年有约，太息恩情渺渺，三年永系旧精魂。”时人以为“深情若姐弟”。
若干年后，汪精卫在《过鸦加尔松故居》的诗与词句中都“悲不自胜”，如“草径全荒，松围尽长，只有青山无恙。临风怅惘，尽马策挝门，尘封蛛网。落叶萧萧，乱蝉空自响”。又如“又向天涯剩此身，飞来明月果何因。孤悬破碎山河影，苦照萧条羁旅人。南去北来如梦梦，生离死别太频频。年年此泪真无用，路远难回墓草春”。
汪精卫本来有理想，甚至有超人的毅力、令人沸腾的牺牲精神，有个人为之奋斗了数十年的革命事业，他也有崇高的地位，也曾迎迓着无数崇拜景仰的目光，但他最终竟做出毁灭性的选择——卖国，这不仅导致个人生命、政治、人格的破产，而且从社会的各个层面给当时中国、中华民族带来来自自己精英的反手一击。这一击造成的的民族灾难使他永被唾弃。
“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木棉零落，依然红艳。
...... 王世瑛：大时代的小爱情
1919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宣武门大街的“福建会馆”门口，两辆人力车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了6位女生。她们是北京女高师的福建女儿庐隐、王世瑛、程俊英、钱丞、陈璧如、刘婉姿，来参加北京学界的福建同乡会的成立大会。参与这次活动的福建学子中走出了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师级人物，如郑振铎、高士其等。这次会议还是两位福州才女的恋情的发端。一对是庐隐与郭梦良，一对是王世瑛与郑振铎。她们的结局都是“爱别离”：庐郭虽结婚，但不久就阴阳两隔;王郑却因为家庭等原因，有缘无分，怅然分手，王世瑛成了郑振铎一生的女神……
一 白富美女生
王世瑛(1899～1945)家世显赫。祖父王仁堪是大清状元，名列循吏良臣的楷模人物。王世瑛出生于闽县(今福州市)城内东街妙巷的状元王仁堪故居内。1910年，就读于祖姑婆王眉寿创办的福州师范学校。她在一班同学中年纪最小，梳辫子，穿裙子，平底鞋上还系着鞋带，十分憨嬉活泼。在这所学校里，她的同学有程俊英、冰心。冰心笔下，这样写着1912秋年的王世瑛：“因为她年纪小，就常常喜欢同低班的同学玩。她很喜欢我，我那时从海边初到城市，对一切都陌生畏怯，而且因为她是大学生，就有一点不大敢招揽，虽然我心里也很喜欢她。”
1917年王世瑛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的国文专修科(1919年改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部)，成为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与程俊英、庐隐、陈定秀等同学。因四人情投意合，被人们称为“亚洲四少”。同班的苏雪林这样赋诗赞她们：“子昂翩翩号佳人，眼光点漆相貌美，圆如明珠走玉盘，清似芙蓉出秋水(陈定秀)。亚洲侠少气更雄，巨刃直欲摩天穹。夜雨春雷茁新笋，霜天秋准搏长风(黄英君自号亚洲侠少)。横渠(张雪聪)肃静伊川(程俊英)少，晦庵(朱学静)从容阳明(王世瑛)峭，闽水湘烟聚一堂，怪底文章尽清妙。”五四运动期间，王世瑛、陶玄两位学生会主席带领女高师的同学砸开学校的后门，冲出去与北京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和示威游行。
亚洲四少曾有一张合影，可见王世瑛清隽明丽，身材高挑。眉眼都是青春的气息。王世瑛的父亲王孝缉时任教育部主事，她是真正的白富美。
二 无果的恋情
1919年北京福建同乡会成立和召开的背景是声援福州的“台江事件”。五四学生运动中，中国人处处抵制日货，日本政府便策划以福州为“发难点”制造事端，以挽回政治、外交与经济上的损失。在当年的秋天，日本当局令驻闽领事馆组织“敢死队”，殴打平民、学生，制造流血事端。同时，为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及为进一步侵略中国作试探，日本政府派出“嵯峨”“桔丸”“樱丸”号三艘军舰，于23日开抵闽江口。28日，日本水兵登岸在福州示威游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福州惨案”“闽案”，也称“台江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上海、天津、南京、北京及全国各地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国民大会、示威游行，声援“闽案”斗争。
声援会后，北京女高师的六位女生一面遗憾于培华女校、贝满女校等女校没有来人，一面对从闭塞的女高师里出来参加社会活动感到新鲜与兴奋。她们议论着会上那些醒目的男生、出众的发言，议论着参与家国大事的见解……她们不知道自己好奇地看着风景时，她们也成了男生们眼里一道道绚丽的景致。
第二天傍晚，石附马大街的女高师红楼外来了一位男生。看门的老伯伯向着教室高声喊：“王世瑛小姐，快下楼来，有位姓郑的来找你。”女生们看见，一个男生从第一道门一直冲进第四道门的过道上，便停下来，凝视壁上挂的一座大钟。他那套蓝布衫、蓝布鞋，戴眼镜高鼻子的形象，成了王世瑛她们共同的记忆。他就是日后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1898～1958)。
在学生运动中，因为都是学生领袖人物，世瑛与振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正是青春期的“亚洲四少”也正在探索“爱情”这个命题。一天，庐隐、定秀、俊英三人靠在会客室门外，偷听振铎和世瑛谈心。他俩却站着相对凝神。不久，振铎张口说话。但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天气严寒，院子里刮着飕飕大风，她们仨只得回到教室烤火。一会儿，世瑛也回教室，女生们争着问：“郑对你说什么?”她吞吞吐吐地说：“他向我……求爱，要求我……表示态度。”“你怎么回答呢?”“他对我的诚恳、真挚，确实令人感动;但此事必须和我的双亲商量，才能决定。我当时只将这个意思告诉他。”
1920年夏天，“亚洲四少”合请了位私教在西城砖塔胡同的王世瑛家补习外语。四位女生住在世瑛房内，横摆一张大床，窗前有书桌、书架。她们常摆四个方凳于书桌前谈天。王世瑛告诉闺蜜们她的心事——双亲听说振铎的寡母在温州做针线活度日，实在太穷了，因此不同意亲事。她转述妈妈的话：“王家在福建是有名的世家，既有恒产，代代为官作宦，你父亲是教育部主事，你自己又是个大学生，郑绝不是我理想的门当户对的佳婿，你不要再和他来往了。”
郑振铎的家世很坎坷：他是福州长乐人。祖父曾为当道台的表亲任幕友，父亲郑庆咸因神经错乱而病故。郑振铎1917年夏天报考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北方交通大学前身)，寄住在他的三叔家。
三位好友都劝世瑛婚姻自主，但王世瑛既对振铎有好感，又矛盾、痛苦于自己没有勇气力争。而郑振铎终于也没有勇气上门冒失拜访，只是偶尔寄些语简意赅的短笺至她家，如“韩昌黎以‘业精于勤荒于嬉’鼓励弟子，我则以此为座右铭，藉副雅望。”他一方面想勤奋努力配得上王家特别是王世瑛的“雅望”，一面用埋头工作来遣失恋之怀。
1920年底，郑振铎与周作人、耿济之等12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他被选为书记干事，同时为上海的《小说月报》组稿和审稿。1921年，3月21日，文研会临时会议上，郑振铎因分配到上海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当实习生，定于月底离京赴沪，故在会上请求另择他人任书记。不几天，他找王世瑛道别。前路多歧，千山万水在临别的一握里互相温暖着。在上海铁路局工作两个月后，郑振铎应聘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并开始筹备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旬刊》，后又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文学旬刊》《小说月报》中曾编发王世瑛的署名为 “一星”、“释因”的《心境》《两百元》《不全则无》及《出洋》等短篇小说作品。7月号的《小说月报》还刊出了她的创作理论作品《怎么去创作》。
“痛苦是永久的。它像蔓草蔓延遍播于人的心上，虽被野火烧尽了，只要春风微微地一吹，它又复活了。……它只不过在想望寻求与回忆中存在。”(郑振铎)1922年3月3日，郑振铎陪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到王世瑛的母校女子高等师范去讲演，见到了世瑛。但这次的见面，并没有为他的爱情带来转机。——在两人之间，横亘着不能逾越的礼法与亲情，这使多情与温柔的世瑛极为痛苦。但显然郑振铎的痛苦并不亚于世瑛。
郑振铎在悼念许地山和谢六逸的文章中谈到当年：“我那时心绪很恶劣，每每借酒浇愁，酒杯到手便干。常常买了一瓶葡萄酒来，去了瓶塞，一口气咕嘟嘟的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面小酒店里喝得大醉归来，他们俩好不容易地把我扶上电车，扶进家门口。一到门口，我见有一张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里，便不由自主地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来，却睡在床上。原来他们俩好不容易又设法把我抬上楼，替我脱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点知觉也没有了。”
1922年底，郑振铎于编务之外到神州女中兼课。女中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高家是福建长乐龙门的世家，当时有“高百万”之称。君箴在家族中排行十四，是养尊处优的娇小姐。1922年12月8日，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非常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恋的失败，使他变得格外谨慎。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族亲郑贞文(心南)受他之托，向高家提亲。高梦旦立即高兴地同意了，根本不提“门当户对”。这位有识见的长者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高君箴后来也成为文学研究会会员，其编号为131号。1923年7月，高梦旦有一次在家中宴请郭沫若，由郑振铎和高君箴一起作陪，郭沫若猜想，这便是婚约的披露。同年10月10日，他们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婚礼。
王世瑛在事后得到郑振铎的告知已婚的信，非常惆怅，找到好友程俊瑛，沉默久之，相对无言，如有所失。程俊英只得安慰她：“父母之命与自由恋爱不能两全，这是必然的结果。既是您的双亲不允，振铎亦只得如此。”她点头怏怏而归。
她的怅惘是自己希望的破灭。她的希望或许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终会认可他们云开月明的爱情——这种猜测也不是无凭的。程俊英在四十年代曾陪郑振铎到世瑛家探访，因闺蜜身份，多次当着振铎的面，调笑她对郑振铎曾有的相思之情。而郑振铎也一样不安于心——她去世后，灵柩送回上海，他参加了追悼会和祭奠，以后每隔一段时间都买花前往公墓吊唁。新中国成立后，他举家迁到北京，每次到上海，依然要到她的墓前献花、凭吊。
三 张君劢之妻
1922年3月，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张幼仪将离婚消息告诉哥哥张君劢，张君劢回信中没有多少话劝慰妹妹，却说：“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徐、张离婚不久，张君劢告诫张幼仪：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离婚五年内她不能和某个男人共同进出，以免别人以为徐与张的离异是因张家闺女不守妇道……就是这位对张幼仪严苛到如此的二哥张君劢，后来成了王世瑛的真命天子。
张君劢(1887～1969)，江苏嘉定人，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出生于清贫之家，公费留日时追随梁启超，后二度游欧。在对西方文明和科学追索中，他却发现，欧洲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根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摇晃。他开始反思，开始珍视中国传统文化。他逐渐转化为一种思潮(新儒学)的代表，一生徘徊在学术与政府之间。1906年，由父母作定，张君劢与沈氏结婚，因他多年在外求学，两人没有共同语言。1922年，就在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时，张君劢也对新女性们有很强烈的好感。比如，他一见陈衡哲，也不管人家新婚任鸿隽，就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大展追求，留下一些笑柄。不久，在梁启超徐志摩林长民等邀请泰戈尔访华的北京招待会上，经郭梦良、庐隐介绍，他见到了王世瑛，产生好感，开始了对她的追求。
1924年春，世瑛接受了追求。6月，时任福建女师学校教员的王世瑛带着学生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考察，得到了张君劢多方帮助。此时，他以曾国藩自期，正在创办自治书院，在繁忙中与王世瑛共度了这趟行程。十几天过去，二人情意绵绵。世瑛回福州后，他的情书攻势更猛了：“院中事以银钱为穷苦，月终尤甚。以吾侪画天指地之才，而必苦之以琐务，恐非天之困人，乃人之自困耳。”“以孔德、柏格森、倭伊铿、爱因斯坦为例，颇希望有贤内助。世瑛世瑛，我所思所书，得与君一一讲习讨论，我之幸运为何如哉。”这些信中语可看出他对自己的期许自况。1925年，39岁的张君劢与沈氏离婚后，与26岁的王世瑛结婚。
世瑛婚后相夫教子，在冰心眼里，“她的敦厚温柔，更是有增无减，同时她对于君劢先生的文章事业，都感着极大的兴趣，尽力帮忙。我在一旁看着，觉得我对于世瑛的敬爱，也是有增无减!她在家是个好女儿，好姐姐，在校是个好学生，好教师，好朋友，出嫁是个好妻子，好母亲，这种人格，是需要相当的忍耐和不断的努力，她以永恒的天真和诚恳，温柔和坦白来与她的环境周旋，她永远是她周围的人的慰安和灵感!”
1929年端午节前某天下午，张君劢在知行书院授课结束回家路上，被暴徒用汽车劫持，囚于上海警备司令部附近一所房子里。暴徒放风称，张家不拿出巨款赎人，就先割耳朵。王世瑛和张家人认为这起绑架是因成立理想杂志社，抨击国民党一党专制，有政治背景。暴徒肯定不是图财，而是想逼迫知行学院关门。因此，王世瑛并未妥协。后来，张君劢对暴徒发誓：倘我素有积蓄，不为君等共知者则我一家三儿定遭天殃。而王世瑛又找了杜月笙、章太炎等疏通，终于，被关了20多天后，张君劢得到自由。但他的一条腿在被绑架期间被撞坏，不良于行。
因此事，张君劢感到难于安住，于是三次赴德。
第三次回国后不久，就进入了八年抗战时期。张君劢以知名学者与中国国家社会党党魁身份从事政治活动。1938年12月16日，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提出中共要将八路军交给蒋介石，取消边区，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但国民党日趋独裁，后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迫害包括张君劢在内的各中间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他曾因言论被国民党软禁两年。
1945年春天，王世瑛满怀希望地待产——因她的第三个儿子前年夭折，正可“补一个”，然而，因分娩临产时心脏衰疲，心理上十分恐惧，产后即感不支，医师用尽方法，终未能挽回，临终没有遗言。男婴在出生的次日也夭折了。彼时，张君劢远在美国。张君劢为妻子写挽联道：廿年来艰难与共，辛苦备尝，何图一别永诀;六旬矣报国有心，救世无术，忍负海誓山盟。
在王世瑛去世后，张君劢终身未再娶。1949年，他远赴美国直到1969年离世。他是中国共产党开列的首批43名战犯之一。
游寿：归于沉潜的梅
“程门立雪”中两大男主角之一的游酢是闽东龙首山麓、虎尾冈下古善里游氏的祖辈。到了大清乾嘉时期，游氏一门出了游光绎兄弟两进士。乾隆时进士、翰林院编修游光绎，是才女游寿的高祖。游寿的父亲游学诚曾任霞浦的福宁近圣书院山长，后改任福宁中学的监督，并亲任算术、地理、历史、绘画老师，思想开明，所以，1906年出生的游寿从小未被缠足、扎耳朵眼，性格开朗。
一 中学时代
1920年，14岁的游寿从霞浦女子高小毕业，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福州女师学校与民国闽都才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晚清的一品夫人王眉寿创办伊始，方君瑛、王孝英、庐隐、王世瑛、程俊英、陈璧如等或曾在此任过校长、教师或曾在此进学。在一些才女的笔下，革命家、政论家邓拓之父——邓鸥予(字仪中)先生成了她们共同的记忆。邓仪中是清末举人，古文与书法俱佳。他对女师学生要求尤为严格：师范者，字必须要写好。游寿书法的启蒙始于此。在女师中，她无数次临摩《麻姑仙坛记》。——麻姑试法，老神仙王方平点评麻姑“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复作此曹狡猾变化也”。她也许从那时起就感受到自在、返璞、自然的精神吧。每从游寿作品中品读她的书法，总会让人想起这一句的含蕴。
在福州女师期间，游寿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如创办妇幼工读学校、妇女补习学校以及工读学校等。1925年 7月共青团福州地委成立，继而建立第一个妇女团支部——共青团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支部，书记林鉴(林淑玉)，女团员5人，中有游寿。她们组织同学上街演剧募捐，支持上海五卅运动中的工人。1925年9月，团地委书记林铮与方尔灏意见不一，发生矛盾，经团中央教育、调解后，团福州地委进行改选，由林铮、陈聚奎、翁良毓三人为执委，并设立妇委会，游寿任妇委书记。10月，又设立共青团妇女工读学校支部，书记亦为游寿。
福建此时处于军阀混战之中，闽省督办周荫人一手平定尤溪卢兴邦部，一手镇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游寿成了追捕对象，不得不在毕业季里，踏上回乡路。孰料回家正赶上父亲游学诚去世。为父亲归葬后，游寿外出的脚步却踯躅不前了：她，看不得霞浦高等女校的学生与家长苦苦劝留的脸，在海滨这处诞生过一代女侠方七娘的土地上，留了下来，当了女校的校长。这一年，她刚好20岁。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福州学联主席林铁民派人到霞浦让游寿到福州参加革命。可是次年4月，国共绝裂，福州在全国率先拉开“清党”帷幕。游寿因参加过共产党组织的政治运动，属于清党的对象，于是她先是逃回家乡，8月，在王德琠、陈幻云陪同下由霞浦至温州转上海达南京。
二 齐天乐游寿
1928年，游寿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中大聚集了一批古典文学大师、“金陵学派”的奠定者，如词曲大家吴梅、黄侃、汪旭初、汪因坦、胡小石等，鸿儒云集，他们俱擅诗文，又各有专学。
在中大的日子，是游寿最恣意的青春时期。她少慕狂狷，有乃祖之风，率性任情，此时又正是麻姑斗法、青春无忌的年纪。在学界至今流传着她在中大念书时期，淘气妄为的几则故事。
文学院任教的王晓湘先生满腹珠玉，但讷于言辞。每当王先生上课，学生们皆叹道:“受不了了!”时王师正授《乐府通论》，并讲北齐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游寿仿《敕勒歌》体成诗曰：“中山院，层楼高。四壁如笼，鸟鹊难逃。心慌慌，意茫茫，抬头又见王晓湘。”众人传抄咏诵，无不捧腹大笑。
游寿和沈祖棻还一起戏弄了已名扬海内外的教授吴宓先生。吴先生常常对所遇有好感的女性抱有各种幻想。为了追求毛彦文，吴宓与夫人陈心一离婚，但最后毛彦文嫁给熊希龄。而游寿和同学沈祖棻二人竟然捉弄吴宓，由游寿仿照毛彦文的字迹写信给吴宓，微露怜才之意。可怜吴宓竟然信以为真……
大学期间，游寿结交了几位不同寻常的闺蜜，其中与曾昭燏、沈祖棻二位关系至为亲密。才女们在金陵六朝松下的“梅庵”结成词社，名称“梅社”，常作雅集，又常与授业诸师作文酒之会。才女们用词牌名作为各人的别号，因为沈祖棻是苏州美人，爱在唇上点胭脂，显示她的特色，因此得别号“点绛唇”，其他成员和别号如西江月(尉素秋)、霜花腴(曾昭燏)、齐天乐(游寿)等。
此时，她一边在书法上勇猛精进，游刃于甲骨、金文、汉魏石刻，隶书于《礼器碑》用功最深，取其瘦劲俊逸。真书则舍颜体而攻北碑，对《张猛龙碑》《戎路》《还示》诸表心摹手追。行书喜黄山谷开张大度，专心揣摩;一边为日后的文史考据收集资料，撰写《先秦神通设教又见》《中国上古神权之政治》《先秦金石甲骨文献资料研究》《孟鼎解释之解》《殷周二代的神道观念》《李德裕年谱》等等具有相当史料价值的论文。
三 神秘的婚恋
中大毕业之后，她曾到福建、山东等地教国文、史地。1933年夏天，她在厦门集美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期间与谢冰莹、谢文炳、郭莽西、方玮德共同创办文学月刊《灯塔》。据谢冰莹的回忆，此时的游寿是个“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达观，而其实心里充满了抑郁和苦痛，过着矛盾生活的人……记得在集美讲演的那天晚上，我住在她那里，两人谈起人生问题来，她很感慨地说：‘人不能离开感情而生活，而感情又是最麻烦、最复杂、最苦恼的范本，因此我觉得人生永远是痛苦的。’”
1934年，游寿嫁给同乡陈士诚。陈士诚，又名幻云，字幻鸿，霞浦城关塔旺街人，生于1894年，少年时曾由游寿的父亲游学诚教授学业，比游寿年长八岁。1927年游寿躲避“四一二”清党时，在福建省民政厅股长陈幻云的帮助下才得以女扮男装全身而退。其时，他刚从日本明治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回国一年。助游寿逃离虎口后，陈幻云辞职，随后陪同游寿来到南京，后又辗转浙、沪、宁。民国18年后，他先后在福州、甘肃静宁、江西临川、河口等地法院任职。七七事变后，陈幻云在江西临川地方法院任首席检察官。游寿随夫宦游，在临川与雷洁琼组织妇女抗战，成立了抗日后援会。1938年秋，中共闽赣边区委员会派游寿以战时妇女指导员身份赴临川开展抗日活动，成立临川妇女指导处。后陈幻云调重庆司法院司法行政部任编审，游寿又跟随去了四川，应胡小石之邀，任四川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讲师。
与游寿结婚前，陈士诚有4个子女，大儿子只比游寿小8岁。陈、游的婚姻一直持续30年，1964年陈士诚去世，游寿为陈士诚撰写墓志，颇为他的一生抱不平，认为他这样的诗人是“涉浊流而不蒙其滓，怀长才而未尽乎用”。对他的生平评述为：“所好者，诗、歌、书、画，虽以治律食其禄，而歌咏抒其情，四十游西北，有‘落日见驼群’句，如景在目;抗战之初，哀生民疾苦，为诗纪实。若‘更无磅礴传神手，为画流离失所图’”……有较高的人生观和学识的认同。
当然，这是后话，奇怪的是，20世纪40年代，在四川时期的游寿对自己的婚姻矢口不提，以至引起了她与中研院史语所的一系列矛盾。
曾国藩的曾孙女曾昭燏与游寿是金石书法大师胡小石的同门弟子。1941年，曾昭燏就任中央博物院代理总干事，邀请游寿来院工作。听说有昭燏手上要开封一批“善斋”青铜器，游寿便欣然前往四川李庄了。也许过去的人生经历已经让她反思到某种因性格带来的麻烦，来到李庄后，游寿就改名“戒微”。她如愿看到并整理了这些青铜器。但她逐渐发现，中央博物院的工作重心和方向、研究方法等与她是大异其趣。困顿中，她从中央博物院来到李庄的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朱家骅描述所长傅斯年：“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爱他的人都服他敬他。但也有人指其“学阀”。游寿在李庄三年，与傅斯年及史语所最后几乎是割袍断义。最直接的原因是她数次向史语所请假，理由是生病、旧疾复发以及家乡沦陷等，却绝口不提与陈幻云的分居。1946年3月她再次请假。却被傅斯年认为擅自离职出走。游戒微作信辩解，曾向负责人董作宾请过假。另外又写了一信责备董：“此次行程已做请示，不图先生背后报告……”傅斯年更为生气，认为她的态度是“为敝所所不能永久忍耐者”，因此做出“绝不能更易决定”的解职决定。
作这个决定也因为之前游寿曾因住房问题不公平，贴过揭贴。这让史语所的人觉得“深感悚异”，自然更是令傅斯年大为恼火;而得到这个决定，游寿终于拍案：“平生志在为学，岂较区区作驽马恋栈耶?岂效无赖汉专以告讼为事?!即日离渝归东海。”
振臂而去的游寿虽然从此与史语所一刀两段，但记录着三年多岁月的《伐绿萼梅赋》《山居志序》等充满了她的愤懑不平。
四 寒梅再绽
然而，不管是留在大陆还是去了台湾的中研院这批饱学之士在后面的人生都留下了许多遗憾。
国民党在战场失利溃退台湾时，中研院13个所里，只有史语所移到台湾。这是傅斯年强调意志统一的结果。但傅斯年、董作宾到台湾后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经济上也困顿万分，二人分别于1950、1963年去世。
游寿先后在中央图书馆、中大、南京、山东的高校任职，于反右结束的1957年“聪明地”请求调到黑龙江哈师院中文系。1959年转入历史系，主讲考古学、古文字学、书法艺术等课程。课余，她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田野考古方面，足迹遍及东北大地的白山黑水，并于1960年在哈尔滨东郊发现了经过人工凿击的猛犸象骨，从而证明了黑龙江曾有古人类活动的观点。后来，她把视角转向鲜卑族文化，1963年发表了划时代的重要学术论著《拓跋魏文化史稿》，由此奠定了她在这一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
尽管她一心淡化李庄那段历史，并与李庄旧人们“相忘于江湖”多年，但文革初期，她就作为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八大妖怪”之一，与丈夫一起，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蒋帮特务”帽子，饱经摧残，直至下放到风雪弥漫的边远山区劳动改造。此时，她的体重不足35公斤。
但她不敢自杀以连累亲属。她不会忘记她曾经的闺蜜、一代才女曾昭燏，解放后曾被政府“重用”担任南京博物院院长，于1964年底从南京的灵谷寺塔纵身跳下。算是格外开恩，曾昭燏死后只被认定“神经错乱，自绝于人民”。而身边的知识分子自杀后，家人被牵连的案例更比比皆是。在痛苦徘徊中，游寿突然想起1964年10月中国在西部成功引爆了原子弹，她“灵光一现”，给党组织写信：“平生所学无以报国，愿以六十余岁羸弱之躯作原子弹爆炸辐射之试验，以明心志。” 但自然不会得到答复。
游寿总算是幸运地活了下来。1972年，载奔载欣，她回到阔别45年的家乡霞浦，一住五个月以慰乡思乡愁。她为家中的子侄们各写了一份家谱，为孩子们做“梅菜扣肉”。念及平生寥落坎坷，提笔写下《有感》诗一首：“闻征奇字问子云，江南弹射久纷纷。交亲零落耆宿尽，不知何人作殿军。”并在诗的跋中，提到她被“解放”的原因——1970年，周恩来总理问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国内能识甲骨、金文者几人，以不及十人对，东北区游寿列其上。周总理遂交待至京开会的黑省省委书记“要照顾像游寿这样的学术界的老同志，现在像这样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她才得以结束劳改生涯，回到学院继续任教。
进入20世纪80年代，沈鹏先生如是评说游寿如老梅再花的书法创作：“江南的萧娴与北国的游寿分别出自康有为、胡小石门下。萧娴与游寿历经坎坷，如今年届八旬以上，都宗法北碑，大气磅礴，人书俱老，当之无愧。” 此后，“南萧北游”之说起。她的考古研究如霞浦赤岸村为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中国的空海和尚的登陆地、呼伦贝尔盟鲜卑古墓群遗址、海拉尔西山等等，都成为考古史经典之作。
1987年，82岁的游寿还为高祖游光绎整理辑编了诗集《炳烛斋手稿残本》。炳烛的人生，想想难免凄惶不安，但是题签的字她还是写得妩媚生花，仿佛寒梅初胎。
其它信息
装 帧：精装
页 数：188
开 本：32开
字 数：99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