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本书特色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特色一：
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奥斯维辛幸存者、“大屠杀文化中的圣人”让·埃默里书写的一份超越问责与救赎的人性诊断。灾难过后，死亡营幸存者如何真正生还？意大利国宝级作家普里莫·莱维倾力推介。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特色二：
人的尊严是什么？我们需要多少个故乡？知识分子的受难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吗？让·埃默里在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写集中营生活，写自己所受的酷刑，写怨恨背后的哲思，也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性与不可能。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特色三：
埃默里说：“我反抗，反抗我的过去，反抗历史，反抗将不可理喻的事情以历史的方式冷藏，以让人愤怒的方式歪曲。” 在埃默里所描述的令人吃惊的历史细节与难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读者能够以同样的节奏跟随他穿越这片他一步步点亮的黑暗。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内容简介
人的尊严是什么？我们需要多少个故乡？知识分子的受难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吗？让·埃默里在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写集中营生活，写自己所受的酷刑，写怨恨背后的哲思，也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性与不可能。在埃默里所描述的令人吃惊的历史细节与难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读者能够以同样的节奏跟随他穿越这片他一步步点亮的黑暗。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前言
1977年新版前言
本书完稿已逾十三年。这十三年并不好过。只需要关注“大赦国际”的报道就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之可怖堪比历史上*糟的那段时期，那段既实实在在又疯狂无比的时期。人们有时会产生这样的幻觉：希特勒死了反而获胜了。入侵、攻伐、酷刑，将人彻底消灭，事情够多了。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智利，红色高棉在金边的强制迁徙，苏联的矫正中心，巴西和阿根廷的谋杀令，某些自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拆穿了自己的谎言，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反思第三帝国受害者的非人处境还算什么？一切不都已经过去？或者，至少要把我的文章重新修订一遍吧？
然而，在重读当年写下的东西时我发现，修订可能只是一个小伎俩，是为了时效性而付出的新闻式的代价。我不想修改这里说过的任何东西，只想略做补充。毫无疑问，无论我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恐怖，那些事实都无法被消除。尽管出版了许多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非常用心，类似的著作还将继续出版，但对我来说那些事实仍然没有得到解释，很可能它们根本没法解释： 1933—1945年，在德意志民族内部，在一个具有如此高超的智力、工业生产力和举世无双的文化财富，也是“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里，发生了那些我所记录下的事情。
将一切归结为单一原因的解释一点不起作用，甚至十分可笑。说在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的象征编码中包含的是自路德以来，经过克莱斯特（ Kleist）和“保守革命”，直到海德格尔的德国精神史中已然存在的东西，说什么“德意志的民族性格”，这些都毫无意义。为了理解事实也不能就把法西斯主义说成晚期资本主义的极端形式。说《凡尔赛和约》将整个民族逐入纳粹牢笼的经济危机，这都是幼稚的借口。 1929年之后，其他国家也有大量失业人员，比如美国，但那里没有产生希特勒而产生了罗斯福。色当战役之后，法国也接受了“不光彩的和平”，也有查尔斯·毛拉[1]的大国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但在法国历史上令人瞩目的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对抗日益膨胀的军方势力、守卫共和国的人们。吉斯林、穆瑟特、德雷勒和莫斯利[2]都不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夺得政权的，不是靠从一所可敬大学的校长到大城市贫民窟里每一个可怜的家伙都为他们欢呼来获得权力的。是啊，波茨坦集会[3]举行时，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在欢呼，全然不顾之前的选举结果。我就在那里。意气风发的年轻政治学家们不要向我讲述被他们的概念扭曲了的历史，对于每一个历史的见证人而言，他们的解释都显得格外荒谬。
历史写作只看到了个别方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见第三帝国的德意志森林。如此一来，历史自身作为概念也变得不合适了，我想到的只有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sauvage）中的一句话：“在物理因果链中，一切历史事件*终都消解了，‘历史’一词根本没有将它们当作自己的对象。”
一方面，在德国爆发的极端之恶实际上从未被解释清楚；另一方面，这种恶事实上就其全部的内在逻辑和让人诅咒的合理性而言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还原。尽管有智利、巴西，有红色高棉惨绝人寰的强制迁徙，尽管有苏加诺（ Bung Sukarno）对上百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屠杀[4]和希腊军政府成员的暴行。正因此，我们依然面对一个阴暗的谜题。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发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像法国的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那样为了生存而进行血腥杀戮的革命。这发生在德国。它仿佛从母腹里直接生产出来，是一个反自然的产物。所有经济的解释，所有让人失望的单向度的解释，比如说，德国工业资本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赞助了希特勒，都没有告诉见证者任何东西，就像关于启蒙辩证法的精致思辨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东西。
所以十三年前，我没有致力于做什么解释，今天，同样的，我也唯有呈上我的证词。而且此刻就和以前一样，关乎我思考的不是第三帝国。我要考虑的，我有资格说的，是这个帝国的牺牲品。我不会给他们立纪念碑，成为牺牲品根本不是什么荣耀。我只想描述他们的处境，他们无法改变的处境。所以，我让 1966年首次出版的文字一如其旧。仅仅在《做犹太人的必然与不可能》一章中添加了一件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琐事，今天这个时刻需要把这件事说出来。
当我写下这些文章时，一切已经结束，反犹主义在德国已不复存在，更准确地说，在反犹主义仍未灭绝的地方，它也不敢贸然出头。人们绝口不提犹太人的事情，或者用一种喋喋不休的爱犹主义（Philosemitismus）来挽救自己。对诚实的受害者来说，这是一种痛苦，而对不太诚实的受害者——的存在不容忽视——一个良好的机会，一个与德国人可悲的良知打好交道的机会。事过境迁，一种新旧混杂的反犹主义如今又厚颜无耻地探出头来，只不过尚未引起众怒。顺便一提的是，不仅在德国如此，大多数欧洲国家均如此，鲜有例外，除了正直的荷兰，在此必须将其作为榜样明确提出来。受害者们死去了，这样很好，长期以来就如此，他们是多余的；刽子手们也一命呜呼，这样也好，符合生物死亡的规律。然而两个阵营里的新一代都在持续增长，在分别被出身和环境烙印的两方之间，又再次产生古老而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确定，时间总有一天会弥合它。但弥合不可以是无心、无脑、大错特错的宽恕，这种宽恕如今已在加速成形。相反，既然这是一条道德鸿沟，就让它暂时保持裂开的状态，这也是新版的意义所在。
我关心的，是德国青年一代，是那些好学、慷慨、追求乌托邦的左翼青年，不要毫无防备地倒向他们的，也是我的敌人。这些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法西斯主义”。他们不理解，他们只是把没有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网格罩在现实上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迫切需要改善的现实虽然掩藏了诸多让人愤怒的不公，比如被称为《对极端分子公告》[5]的法案，但这个现实并非因此就是法西斯的。
联邦德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曾受到严厉的威胁，正如每一个民主制度国家经常遭遇的那样。这是它的风险，它的危险，它的荣耀。人们必须保持清醒，这一点没有谁比那些不得不亲眼看见德意志自由的崩溃的人更了解。这个时代的编年史家同样很了解，清醒不能在偏执狂式的状态中被葬送，这种状态不过助长了那些想要用粗壮的屠夫之手扼杀民主自由的人的气焰。而当德国年轻的左翼民主人士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国家视为一个半法西斯化的社会样本，而且一股脑儿地把所有被他们叫作“形式化”民主的国家——在这之中首先是面临可怕危险的袖珍国家以色列——都视为法西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并以相应的方式对待之，那么每一个经历了纳粹恐怖、同处这个时代的人就站在一个关口，在这里他有义务参与进去，无论他的参与会引起什么反应。当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那老一套可恶的反犹主义死灰复燃时，那些既是政治犯也是犹太人的纳粹受害者——我曾经和现在都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不能沉默。做犹太人的不可能变成了做犹太人的必然，准确地说，是做一个激烈抗争的犹太人。所以，但愿这本以极不自然的方式既过时又适合当下的书，不仅成为对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和独一无二的纳粹是什么样子的见证，也成为对德国年轻人自我确定的呼吁。反犹主义具有一种深深植根于集体心理的基础结构，在层层分析后还可能还原至被压抑的宗教敏感和怨恨。它每时每刻都可以更新。当我得知，在一个德国大城市的偏向巴勒斯坦一方的公告中，不仅犹太复国主义（无论人们怎么理解这个政治概念）被当作世界的瘟疫而受诅咒，而且群情激昂的年轻反法西斯主义者通过一句有力的口号宣告了自己主张——“犹太人去死！”我虽深深惊恐，但并不惊讶。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目录
代序：理解他人的可能与不可能/ 杨小刚
1977年新版前言
1966年初版前言
精神的界限
酷刑
人需要多少故乡？
怨恨
做犹太人的必然与不可能
译后记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节选
精神的界限
“您得小心些。”一位好心的朋友听说我准备谈谈奥斯维辛里的知识分子后，这样建议我。他恳切地跟我说，尽量少谈奥斯维辛，多谈思想问题。他还认为，可能的话，应该放弃把奥斯维辛放到标题里：公众对这个地理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概念过于敏感。毕竟已经有足够多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和各种各样的奥斯维辛档案，讲述暴行的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我不确定我的朋友是否正确，所以我不会听从他的建议。我不觉得关于奥斯维辛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比如像说电子音乐和波恩的联邦议会那么多。我一直在考虑，把一些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作为必读书目引入高等中学的高年级是否没有必要，在处理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是否不需要总是有很多顾虑。真的，我在这儿不打算单纯地谈论奥斯维辛，不想提供什么文献报告，而是计划谈论奥斯维辛与思想的对峙。但我不会完全围绕人们所说的暴行，围绕那些事件过程。面对它们，布莱希特说过，心肠是硬的，神经是脆弱的。我的主题是：精神的界限。这些界限刚好沿着让人厌恶的暴行延伸，这不是我的过错。
我想要谈论奥斯维辛里的知识分子，或者按以前的叫法，那些“从事精神活动的人”（den geistigenMenschen），首先就必须对我的对象，也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加以定义。按照我所使用的含义，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一个从事精神活动的人？肯定不是每一个进行所谓脑力劳动的从业者。正规的高等教育也许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律师、工程师、医生，很可能还有语文学家，他们虽然聪明，甚至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内非常杰出，但鲜有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一个知识分子，如我理解的，是一个在广义上的精神脉络里生活的人，与其相联系的是一个本质上人本的或者说人文学科的世界。他有良好的审美意识，秉性和能力驱使他进行抽象思考。思想史上的一系列景象在每一个合适的时机都会在他脑海中浮现。如果有人问他，哪个名人的名字以“ Lilien”开头，他想到的不会是滑翔机设计者奥托·冯·利林塔尔（Otto von Lilienthal），而是诗人德特勒夫·冯·利里恩克龙（Detlev von Liliencron）。给他一个关键词“ Gesellschaft”，他理解的不是世故、善社交，而是社会学。引起短路的物理过程他没有兴趣，对宫廷田园诗人奈德哈特·冯·罗恩塔尔[1]他却了如指掌。
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个这样的人，伟大诗篇的诗行烂熟于胸，对文艺复兴和超现实主义的名作了如指掌，对哲学史和音乐史如数家珍 —我们把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置于如此境地，在那里他所面对的，要么是证明自己精神的现实性与效力，要么将其看作一无是处，那是一个极限处境，那是在奥斯维辛。我自然也把自己置身于此。我曾经以双重身份，作为犹太人和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伯根-贝尔森和其他一些集中营，除此之外还在奥斯维辛，准确地说，在附属集中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Auschwitz-Monowitz）待过一年。所以在本书中，只要我愿意的话，“我”这个小词必然常常出现，也就是在那些我不能将个人经历直接代入其他人身上的地方。
在我们的语境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知识分子与所有人，包括那些脑力工作的从业者特有的外部处境。一个糟糕的处境，以极为戏剧化的方式在强制劳动下面临的生死抉择的问题中凸显出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中的工匠，只要没有被以一个这里用不着细说的随便的理由赶进毒气室，就会得到相应的职业分配。比如有个锁匠被赋予了特权，因为当时待建的染料工业集团工厂[2]需要他，他就有机会在有遮挡的、无须暴露在恶劣天气中的工棚里干活。电工、装修工、造家具的和盖房的有同样待遇。谁要是裁缝或者鞋匠，也许就有机会到专门侍奉党卫军的房间里去干活。泥瓦匠、厨师、无线电工人和汽车技师也有*微小的机会，获得一个可以忍受的工作岗位，从而幸存下去。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遭遇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境。等待他的是和商贩一样的命运，他们都属于集中营里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会被分进一个小组，挖坑、埋线缆、搬运水泥袋和钢梁。在集中营里他成了没有职业资质的工人，不得不在野外干活，多数时候这相当于已经对他下了判决。肯定也存在差别。在前面提到的那些集中营里，化学技师仍然能从事他的本职工作，像我的狱友，来自都灵的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他写了一本关于奥斯维辛的书《这是不是个人》（Ist das ein Mensch?）。医生也有可能在一个叫作医护所的地方栖身，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如此。例如来自维也纳的医生，如今已是著名心理医师的维克多 ·弗兰克（Viktor Frank）曾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长年挖掘土方。一般而言，脑力劳动者在集中营里的工作处境极为恶劣。许多人因此试图隐瞒他们的职业。谁如果掌握一点小手艺，会做些工艺，就会大胆地装成一个手工匠人。当然，一旦他说的谎暴露出来，就得担上丧命的风险。多数人把自己说得身无所长，想借此撞撞运气。人文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在被问到自己的职业时，会胆怯地说“老师”，生怕招惹党卫军士兵和牢头的羞辱。律师装成普通的书记员，记者可能谎称自己是排字工，在必须提供自己的技能证明时这样做危险较小。大学老师、律师、图书馆员、艺术史学者、国民经济学家、数学家，他们拖拽着铁轨、钢管和木材，大多数时候他们笨手笨脚，体力透支。极少数情况下，苦力劳动会持续很长时间，直到他们被带离工地，送到邻近的主集中营，那里矗立着毒气室和火葬场。
他们在工作场所处境艰难，在集中营里也好不到哪里去。集中营生活首先要求身体矫健和一种必需的、近乎残忍的血性。鲜有知识分子具备这两样长处，而他们经常看重的道德勇气，在这里一文不值。例如说，有一次，要阻止一个华沙的职业扒手偷我们的鞋带，这时候能派上用场的是一记下勾拳，而不是精神上的勇气，一个政治记者会出于这样的勇气发表一篇不受欢迎的文章而危及生命。毋庸多说，律师或者人文中学教师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出一记下勾拳，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挨得拳头远多过他们给别人的，他们更擅长挨揍而非揍人。集中营的纪律问题上也一样糟糕。从事脑力工作的人，一般没什么铺床的天赋。我记得我那些满腹学识、教养良好的同伴，每天早上满头大汗地和被褥搏斗却弄得一团糟，以至于工作时像得了强迫症般担惊受怕，生怕回去后挨揍挨饿。他们既不擅长铺床，也不会机灵地行“脱帽礼”。恰巧碰上狱中年长的人或者党卫军士兵时，他们从来都不会那套几乎卑躬屈膝却又自知自觉的说话方式，学会那样说话有时候可以避开近在眼前的危险。所以在集中营里，囚犯里的头头和室友不尊重他们，在工地上的牢头和工人也瞧不起他们。
更糟的是，他们找不到一个朋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从生理上就学不会用集中营里的粗话直截了当地交谈，而这些粗话是唯一被接受的相互理解的方式。人们经常谈到现代的思想争论中存在的同代人间的交流困难，谈到那些突兀的、不如不说的蠢话。在集中营里交流障碍存在于知识分子和他们大多数的同伴之间，无时无刻不以真实、折磨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习惯了细致入微的表达方式的囚犯来说，要努力克服自我才可能说出“滚开！”或者只用“嘿，家伙”跟同伴打招呼。我清楚记得那种身体上的反感，每当一个别的方面都正常、随和的同伴不跟我说别的，只说“我亲爱的男子汉”时，这种感觉就会把我笼罩。知识分子忍受着“伙夫”“整弄”（指非法占有财物）等表达，即便像“运走了” [3]这样的词也要很勉强才会从他们嘴里蹦出来。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相关资料
在这本书的每一个转折和每一个停息处，都刻着真相的印记。
——欧文·豪（美国著名文学家、社会批评家）
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道德勇气的回忆录。带着诗人的耳和小说家的眼，埃默里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哲学家的奇迹，一个在纳粹统治及其大屠杀拼出的“黑暗谜语”之下的生存奇迹。
——美国《新闻周刊》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作者简介
让·埃默里（Jean Améry，1912—1978），原名汉斯·梅耶（Hanns Mayer），出生、成长于奥地利维也纳，并在这座城市学习了文学和哲学。1943年，埃默里因散发反纳粹读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苏联军队进驻波兰后，他先后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森集中营，关押直至1945年才被释放。战后，埃默里在一家瑞士—德国报社做记者谋生。1966年，他出版了书写自己奥斯维辛经历的文集《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并因此广为人知。后又出版数本著作，包括他最著名的哲学论著《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等。1978年，埃默里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