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研究:高拱研究续编(精装) 本书特色
本书主要收录了作者近些年有关高拱研究的相关论文，主要分为“探索与争鸣”“家世与诗文”“思想与文献”“附录：儒家权说”四个部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考证和辨析，力图还原高拱的历史真相。
人物研究:高拱研究续编(精装) 内容简介
书名：高拱研究续编
书号：978-7-5348-6617-3
定价：69.00元
开本：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28.25
字数：380千字
本书主要是就高拱研究中的有关争论、研究弱项和思想特质而展开的。首先，选取明清至今提出的有代表性观点，实事求是地作了辨析和考证，以还原高拱的历史真相；其次，鉴于目前对高拱的家族世系、姻亲乡梓、恩师门生等研究薄弱的状况，全面梳理和考述了他的人事社交关系网络，以凸显其社会生活实态；再次，通过阐述他的实学思想和权变思想，以彰显其“尚实”和“尚通”的思想特质；*后，附录部分辑入了有关儒家权说研究的论文。总之，这是一部高拱研究的补白之作，也是儒家权说研究的力作。
人物研究:高拱研究续编(精装) 目录
自序
探索与争鸣
王世贞《高拱传》史实探析
高拱缺失相材吗？——与赵毅教授商榷之二
高拱与“俺答封贡”——以决策问题为研究中心
驳高拱留下“烂摊”说——兼评郦波先生的《风雨张居正》0
张居正与“王大臣案”——兼论道德评判的必要性
由学侣到政敌——高拱与张居正关系之逆变
学侣与政敌——嵇文甫论高拱与张居正之关系
家世与诗文
高拱家世考述——兼论明清新郑高氏家风
高拱与恩师、同年关系考略
高拱与姻亲、乡梓关系考略
高拱律诗考略
明清缅怀高拱律诗考述
思想与文献
高拱实学精神论析
经权思想的逻辑进路——兼论朱熹和高拱在经权史上的地位
中华点校本《高拱论著四种》辨误
关于《明史·高拱传》的校勘问题——以《修订点校本〈明史·高拱传〉随笔》为讨论对象
附录：儒家权说
论冯用之的机权观
程颐“权”说探析
朱熹“权”说析论
论陈淳的经权观
儒家权说研究述评——以孔孟为中心
赵纪彬权说研究述评——为纪念赵先生逝世30周年而作
文章发表期刊刊名卷期详目
后记
人物研究:高拱研究续编(精装) 节选
王世贞《高拱传》史实探析
一、引言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他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王倬曾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王忬曾任右都御史、兵部左侍郎、蓟辽总督。他少年即有才名，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是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在文学方面，他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共主文坛二十余年，时称“王李”；在史学方面，留下了大量的史料史著，著述甚丰。他从政以后，由于家族原因遭遇种种挫折和不幸，对其政治史观和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对严嵩恨之入骨，对徐阶德之入骨，对高拱怨之入骨，对张居正德怨参半。严嵩主政，作恶多端，对其恨入骨髓，理所宜然。但他对徐、高、张三相则持论不公，偏见甚深：“褒徐贬高”“袒张绌高”，并将其倾注于徐、高、张三传之中。概言之，他是把高拱作为徐、张和自己的政敌，从私怨出发来为其立传的，基本倾向是否定传主，其偏见可谓根深蒂固。如张廷玉《明史》所言：王世贞著史“其所去取，颇以好恶为高下”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
《高拱传》的写作时间、写作地点和史料准备。王氏在撰《高拱传》之前，对史料是有充分准备的，如，他在《弇州史料后集》中曾根据邸报撰写了《徐高之郄》和《高赵之郄》王世贞纂撰、董复表编：《弇州史料后集》卷三三《徐高之郄》《高赵之郄》，载《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9册。等。万历四年（1576）后，王氏赋闲十年，不断前往徐府阅读史籍，并通过拜访徐阶得到诸多撰写徐、高、张三人传记的口授资料。王氏在纂撰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就已形成了“褒徐贬高”“袒张绌高”的历史偏见。《高拱传》大约写成于万历十年至十四年（1582～1586）之间。早在万历四年（1576）秋，王氏“除南京大理寺卿”，“未之任,为南给事杨节论劾，得旨回籍听候别用。自是栖息弇山园，身虽退而名益重矣”钱大昕：《弇州山人年谱》，《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3册。。为何“回籍听候别用”？《明史》言：“居正妇弟辱江陵令，世贞论奏不少贷。居正积不能堪，会迁南京大理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即取旨罢之。后起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王氏被迫家居，长达十年之久。其间万历八年（1580）十月，王氏于弇山园内“移居白莲精舍，闭关谢（客），（潜心）笔砚”钱大昕：《弇州山人年谱》，《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3册。。《高拱传》即撰于弇山园内的“白莲精舍”。万历十二年（1584），王氏被荐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为完成《首辅传》（《嘉靖以来首辅传》简称）写作，称病不赴。直到其同乡好友王锡爵秉政，才于万历十五年（1587）起用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后擢南京刑部尚书。不久又被御史黄仁荣所劾，被迫于万历十八年（1590）归家，于九月而卒，享年六十四岁。可见，包括《高拱传》在内的《首辅传》，是王世贞晚年政治史观的成熟之作，也是其压轴之作。
《高拱传》是《嘉靖以来首辅传》中的一卷。为避免“以偏概全”“以偏反偏”，本文拟就全书及相关著作多衍数言。其一，王氏留下了包括《首辅传》在内的大量珍贵史料和史著。《首辅传》凡八卷，约七万八千言，有杨廷和、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六人各一卷）、张居正（一人二卷）等七位首辅的传记，每卷之下又附有从蒋冕到申时行等九位阁臣的传记。《四库全书提要》概述《首辅传》“所纪则大抵近实，可与正史相参证，不以一节之谬，弃其全书也”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扉页，《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以下此书同此版本。。“大抵近实”，是说大致而非完全符合史实，也有“一节之谬”。这些不实之谬，在《高拱传》中尤为突出。其二，王氏是史学家，也是史评家，曾作《史乘考误》二十卷，考辨各类史书之正误。他评论道：“国史人恣而善蔽真”，有“不得书”“不敢书”“不欲书”的缺失。“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弊有三：一曰“挟郄而多诬”，二曰“轻听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诞”。“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家乘铭状，“此谀枯骨谒金言耳”。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一》。这些精湛概括确是不刊之论。但《首辅传》也是野史，这是作者在书末所确认的。尽管该书“可与正史相参证”，但毕竟不是正史而是野史，难免也有野史“三弊”“而善失真”。用野史“三弊”“失真”之论来评定《高拱传》是确当的。其三，魏连科先生曾说：“王世贞及其家庭的遭遇等因素，也不能不对他的史学思想产生影响。”魏连科：《弇山堂别集·点校说明》，《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他对严嵩恨之入骨，因有杀父之仇；对徐阶德之入骨，因有为其父平反之恩；对高拱怨之入骨，因有未救其父之恨；对张居正德怨参半，因对其有提携之情和使其赋闲之气。这种思想情志，不免在传记中都有所表露。在徐传中极力褒扬溢美，在高传中极力贬抑厚诬，即出于此种恩德、怨恨情感。在张传中有誉有毁参见陈礼荣：《王世贞对张居正道德评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刍议以〈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为例》，南炳文、商传主编：《张居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283页。，亦岀恩怨之间。其四，《首辅传》约写成于万历十年至十四年（1582～1586）之间，这时高拱虽然已经过世，但罢官时“专权擅政”的罪名仍然存在，官方尚未为其平反（高拱被平反是在万历三十年），这时高拱仍然是一个“罪人”。为罪人立传，抹杀其事业功绩，把所有脏水泼到其身上，从基本倾向上持否定态度，对王氏来说，可谓理所当然，不足为怪。这也是一般人的思维定势，更何况作者对其还怀有怨恨。概言之，《首辅传》渗透着王氏的政治史观和个人恩怨，提供了大量亦真亦假的史料，对后世也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王世贞为高拱立传的指导思想，正如《首辅传》书末“野史氏曰”：“拱刚愎强忮，幸其早败。虽有小才，乌足道哉。”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末“野史氏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这种价值评判决定了该传是纪事不纪功，而且纪事不惜歪曲历史事实，以达到丑诋、诬谤传主之目的。据统计，《高拱传》九千余言，其中三千言颂扬徐阶，应属卷五《徐阶》的内容；其余六千言才是《高拱传》的内容。这种单人传记结构，出自文章里手，实在令人费解。在高传部分，除从政历程、裕邸讲读大抵近实和俺答封贡大功三言两语及之而外，大量篇幅是以幸灾乐祸的笔调，以酣笔浓墨抹黑传主：如何刚愎暴戾，倾轧同僚；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报复朝官，贪赃索贿，等等。在作者笔下，传主不啻是个十恶不赦的政治罪人、睚眦必报的失德小人。这致使高拱形象被丑化，人格被玷辱，事功被掩盖，政治上被视为反派人物。作者的这种政治史观和历史偏见，在其盛名影响之下，不仅为清代史家撰写《高拱传》所采信、所师承，而且也为当今有些论者所广征博引和任意推度，负面影响甚大。
王世贞《高拱传》问世以来，晚明少数史家曾对其提出过笼统的质疑，现今有的论者也就其中的个别问题进行了辨析和批评主要论文两篇：即岳天雷《丑诋与厚诬:高拱“报复”问题辨析以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传〉为中心》（《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3期）和《王世贞〈首辅传〉若干史实考述以〈高拱传〉为中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但均未对该传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厘清和匡正。有鉴于此，本文大体按照《高拱传》的内在结构和历史顺序，依次择其歪曲、背离史实之要者，进行条分缕析，正本清源，从而为高拱辩诬正名，还原其历史真实面目。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传文史实考辨
论人立传，贵在求真存实，不虚美，不掩恶，这样写出来的传记才能成为信史。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史传，更应持论公平，不偏不倚，据事直书，如此才能做出符合史实的价值评判。如果从好恶恩怨出发，任意取舍史料，肆意歪曲史实，甚至虚构历史情节，伪造故事，诋毁传主，那就必然歪曲、悖逆历史真相。而王世贞作传正是如此。如梁启超所说：“资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便删除；甚至因为资料不足，从事伪造；晚明人犯此毛病*多。如王弇州、杨升庵等皆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页。王氏的《高拱传》便是其典型的历史偏见的代表作。这种偏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王氏对徐阶逐拱出阁史实之歪曲
高拱由首辅徐阶推荐，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入阁。徐为何荐高入阁？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顺从世宗对高拱从政以来八次升迁的旨意，二是讨好皇位唯一继承人、同高拱亲密无间的裕王，三是延纳既有才干又能言听计从的助手。但高拱其人既入内阁，又不为折节，上交不谄，不时出语忤阶。这使徐阶大失所望，故此急欲逐拱出阁。其实，徐逐拱岀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的政纲不同、政见相左。**，“阁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无事在阁。世皇谕阁臣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徐文贞竟不往，曰：‘不能离陛下也。’……公正色问文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文贞拂然不乐”郭正域：《合并黄离草》卷二四《太师高文襄公墓志铭》。。第二，他们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对嘉靖遗诏的认识上。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世宗崩逝，徐阶独断专行，当夜独草遗诏，以先帝罪己自责口吻，“历数其过”“尽反先政”，不以语同列。而高拱认为遗诏“语太峻”“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尽不善也”。郭正域：《合并黄离草》卷二四《太师高文襄公墓志铭》。意在肯定先朝政治，钦定大礼及中兴大业。这与史臣对先政的评价是一致的。“世宗功德，不可缕指。”“中兴大业，视之列圣有光焉。”“世庙起正德之衰，厘革积习，诚雄主也。”谈迁：《囯榷》卷六四，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第三，隆庆改元，“议登极赏军事”，高拱提出：“祖宗无此，自正统元年（1436）始也。先帝以亲藩入继，时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统事行，则四百万之中可省二百万矣。”而徐阶不顾国库空虚，“竟如嘉靖事行，而司农苦不支”。郭正域：《合并黄离草》卷二四《太师高文襄公墓志铭》。徐、高矛盾更加公开化了。高拱其人，“性素直率，图议政体，即从旁可否”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相鉴》。，而“华亭积不能堪，因百计逐之”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五《臣品》。。于是，徐阶授意言路，主动挑起排逐高拱出阁的纷争。经过四个回合的较量，高拱*终于隆庆元年（1567）五月被逐出阁，称病归里。对此排逐过程，王氏传文加以曲解，使之背离史实真相。
**个回合。王氏曲解言官胡应嘉的弹章，讳言传主高拱的辩疏。其一，先看王氏纂撰的史料：“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一月，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等论劾大学士高拱入直之后，以直庐为狭隘，移其家属于西安门外，寅夜潜归。皇上近稍违和，拱即私移直庐器用于外，乞赐究斥。拱惶恐奏辩，赖上大渐，两不之省。胡应嘉，首揆徐公阶乡人所厚也。”王世贞纂撰、董复表编：《弇州史料后集》卷三三《徐高之郄》，载《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9册。实录记载与王氏纂撰的史料基本相同：胡应嘉劾拱“不忠二事：一言拱拜命之初，即以直庐为狭隘，移其家属于西安门外，寅夜潜归，殊无夙夜在公之意。二言皇上近稍违和，大小臣工莫不吁天祈佑，冀获康宁，而拱乃私运直庐器用于外。似此举动，臣不知为何心”《明世宗实录》卷五六五，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乙亥。。两份资料充分证明二者大都符合胡疏的原意，而后者意思表达得更为圆满一些。
但是，王氏在传文中则对其纂撰的史料加以篡改，说：“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原文误为“胡汝嘉”笔者注）者”，“偶劾罢拱之姻亲工部侍郎李登云，拱与客言之而怒，应嘉内自危，而又探知阶意。时拱未有子，乃移家近西华门，日伺上昼寝，则窃出与女媵私，迫暮而后进。又一日，上病甚，误传有非常，拱尽敛其直舍器服书籍出之。应嘉以是为拱罪，露章劾之，且发其他事。赖上瞆不省，阶拟旨报闻。而拱辞辩疏上，亦两解而已，亦无所褒美。拱意阶右之，谓应嘉欲深文杀我，以是恨二人切骨”。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其篡改之处有二：（1）把拱“以直庐为狭隘，移其家属于西安门外，寅夜潜归”改为“拱未有子，乃移家近西华门，日伺上昼寝，则窃出与女媵私，迫暮而后进”；（2）把“拱乃私运直庐器用于外”，除改为“拱尽敛其直舍器（用）”外，外加“服（装）书籍岀之”。这一篡改的用意是丑化诋毁传主，渲染其所谓的“不忠”罪行。传文所言“应嘉内自危，而又探知阶意”，确证是徐、胡联手逐拱的。
人物研究:高拱研究续编(精装) 作者简介
岳天雷，男，1958年生，祖籍河南新郑。河南工程学院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儒家哲学和中原文化研究。著有《高拱研究文集》、《高拱年谱长编》和《高拱实学实政论纲》，合校《高拱全集》和《问辨录》。在《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光明日报（国学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中州学刊》、《河南大学学报》、《中原文化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海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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