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屐痕-书与人 本书特色
孙宜学著的《文化屐痕（书与人）》内容包括：守望心灵的家园、良知的唱吟、遥想与近思、道德与理想、合唱与独唱、绝望与希望、失落与寻找、坚守与偏离、上海青年评论家的整体亮相、逼近世纪末的呐喊、广纳博收锐意创新——刘以鬯及其意识流小说、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曾敏之及其文史小品文、王尔德的控诉状与自供状、这个叫马原的汉人、等待复兴的天才、我为什么要写《金庸传》、跨世纪的泰戈尔、文学的哲学、无墙的博物馆等。
文化屐痕-书与人文化屐痕-书与人 前言
我为什么写？
我不敢在“写”后加上“作”，因为“写”一旦与“作”合作，作者和读者都会就此产生无穷的联想，也会引起各种非议。奥威尔曾一本正经地回答过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或许从五六岁”，“就知道自己长大后应成为一名作家。”而我直到怀揣着写作梦考上大学中文系，都还不知道何为写作，写作何为。但因为我是全班唯一考上大学中文系的，当时曾引起过一阵轰动，或者说躁动，有那么几天，大家看我的眼神都透出一股热情，都以为我将来必定是位海明威、托尔斯泰式的人物。
的确，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因为曾经的精神枯竭和阅读饥渴所造成的心灵空虚，迫切需要一切能让人觉得美和纯洁的东西。经历了太多的虚假，我们以加倍的热情呼唤*普通的人性和人情，这是一种时代的饥渴，从一开始就带有一些虚幻色彩，但我们以为这是常态，所以一边自己享受着这种繁荣，一边想当然地以为人人都在享受这种繁荣。
我当时并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我报考中文系，唯一想到的，是可能会有读不完的书。我一出生，就能吃饱，但我从识字起，就没足够的书读。我为此焦躁过，在田野奔跑过，看着旭日和落日发呆过；也曾到处找报纸，甚至捡有字的纸片；到处打听谁手里有书，托人借来，有时借到“畅销书”，大家都得“车轮读”，甚至只有一晚上的阅读时间，那也得读，于是就在煤油灯下通宵无眠。记得有一次借到一本没有封面、页码都不全的《封神演义》，傍晚借到，第二天到学校就得还，这本书就是这样读完的。那是隆冬的一天，看书看到窗外泛白，在鸡叫声中抬头，双眼朦胧地望向窗外，片片雪花正在飘洒，就这样迎来了那一年的**场雪。第二天早上上学路上，雪已把路边的沟掩住了，我因为眼神模糊，加上意识不清，竞一脚踏进了雪坑，这才惊吓而醒。不过这倒保证了我一天上课未打瞌睡……
这种“饥饿阅读”带给我的痛感和美感，让我敬书，视写书为一项神圣的工作，我愿作书的奴仆，也因此，我从来都不敢想自己也要写书。
读了中文系，的确有了读不完的书，但当床头、书包里放满了书时，我对书的感觉，却似乎越来越淡然，甚至近于无情了。但动笔的欲望却逐渐强烈，这并非因为自己能写点什么，而是因为自己在读中文系，就以为理所当然应该写点什么，否则就难为情：纯粹是一种职业的暗示罢。
写吧！写吧！心中一个声音一直催促着我，却不让我想为什么写？写什么？为谁写？
我的写字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不知不觉，写字变成了我的生计，成了我的职业。不但自己写，竟还有了学生要跟着写，在帮学生确定写什么和为何写、为谁写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先形成一套让自己信服也能说服学生的理由。于是我开始整理自己的写字史，横看竖看，用在同济这所工科大学形成的越来越趋于简洁的思维方式，我发现自己的写字生涯，实际上只有六个字，即“写书、译书、编书”，也简称为“写、译、编”为文“三字经”。
1．写（书）。
既然以文为生，就得辛勤耕耘，心勤手快，才有文字流出。有一字，才有一行字，才有一页字，这是基本条件。但“写”什么，却是原则问题了，我要求自己，也要求学生的是：秉持自己的为人良心和学术良心，保证自己笔下流出的文字源自自己的内心，老老实实写出来，这就是好文字，好文章，好书。
好书和好文章都是不吐不快、非说不可的文字，绝非无病呻吟的功利之作；好书和好文章要能让读者读后有所感悟；好书和好文章不一定文字漂亮，因为源自内心的文字都是*平易朴实的文字，因为人们用心思考时的文字，都是*简洁实用的，也*日常。
好书和好文章还应能解决问题，可以解决个人的精神困惑，也可以解决某个学术困惑，要能对本人的精神修养和学术研究有具体贡献；*好还能匡扶社会正义，助推社会正能量。
2．译（书）。
人文学者必须要有世界眼光和世界气质。要求学者都学贯中西，的确太难，但人文学者至少要能在跨文化的视域内关照自己的文字。从另一个角度讲，任何民族文学都具有世界性，至少都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所以，都迟早要走向世界，或接受世界上的其他文学的影响，或相互影响。所以，要写好文章，写好书，汲取异域人文营养是必要的知识储备，也是重要的参照。所以，我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至少要能通晓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外文作品和学术著作，同时要积极做些翻译工作，把一些好的外国著作翻译成汉语，以供更多的人了解，这也是人文学者的一种责任。
3．编（书）。
编书是一种需要工夫的功夫，尤其是编好书。文如其人、腹有诗书气自华，等等说法，无非是说人要有智慧，有修养，就要多读书，读好书。就拿做学术研究来说，你写出来的文字是否厚重，必然取决于你知识的积累是否厚重，与你是否具有对所论话题的历史感密切相关。而要有这种历史厚重感，做到论由己出，言之有据，其中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充分掌握相关的资料。所以，学者的一个基本功，就是要能发现资料，并根据历史真实整理资料，进而在分析的基础上化解这些原始资料，融入自己的内心，形成自己的观点，化为自己的文字。所以，我称会编书是一种学术童子功，也是一种学术境界。
以心为源，以笔为媒，以文为心。写字的人，一生哪怕只能写、译、编出一篇文章、一本书，但只要你是老老实实地在用心写、译、编，就至少可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对得起自己的学生了。
一个人文学者，若能做到“写、译、编”三功皆备，以我肤浅的认识，可说安居了文人三窟，做人做事为文，就更得心应手了，甚至有时会有一种驭风而行的快感。即使身居陋室，亦可不改其乐耶。我和我的学生当然达不到这种为文的境界，但作为一种目标，我是时时要求着自己，也要求着自己的学生努力的。
毕竟，这“三字经”，实际上也是一位人文学者的基本功夫和基本功能，也是文人“胜业”的起点和基点。
2016年4月9日
文化屐痕-书与人 目录
自序
**编 书与人
守望心灵的家园
良知的唱吟
遥想与近思
道德与理想
合唱与独唱
绝望与希望
失落与寻找
坚守与偏离
上海青年评论家的整体亮相
逼近世纪末的呐喊
广纳博收锐意创新——刘以鬯及其意识流小说
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曾敏之及其文史小品文
王尔德的控诉状与自供状
这个叫马原的汉人
等待复兴的天才
我为什么要写《金庸传》
跨世纪的泰戈尔
文学的哲学
无墙的博物馆
文学与地图
百年一羽生
一所工科大学的“浪漫”
中国大论坛
法国现代批评大师
天真汉爱默生
莫洛亚的精神行旅
战争中的人与“动物”
乔治·摩尔的“谈话录”
十九世纪绘画艺术
白璧德：卢梭的天敌
英国式幽默
一个青年的自白
暴风雨中的百合
王尔德的天堂与地狱
雪泥上的鳞爪——中外文学论
“家庭书架”
西方文化的异类
凋谢的百合
演员的准备
人性的本质
孔子与莱布尼兹
性格与文化——论东方与西方
泰戈尔：中国之旅
烈焰中炫羽的孔雀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Needs T
安然若素任风雨
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与西方
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泰戈尔在中国
向世界讲中国故事
构筑海外中国文化传播的“硬基础”
谈冯唐译《飞鸟集》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传什么”与“怎么传”
一桩没有凶手的谋杀案
第二编 中外文学论
尤金·奥尼尔剧作中占有欲女性形象
《榆树下的欲望》悲剧人物新探
奥尼尔剧作悲剧主题的文化透视
论奥尼尔剧作的死亡悲剧意识
《沉沦》和《城堡》主人公变态人格差异性比较
春柳派悲剧与日本新派剧
《镜花缘》的风趣
美的冲撞与融合：王尔德与“五四”时期的中国
论社团研究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兄弟》：悲悯叙述中的人性浮沉
从《兄弟》看余华人物塑造艺术的新突破
“婆须蜜多”：苏曼殊的涅槃情结
泰戈尔与上海
中外文学关系原始图景的一次还原与延伸
非现实性人物：论《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哲理主题
梁启超的浪漫启蒙精神与西方滋养
郁达夫“沉沦”情结中的异域因子
郁达夫的中国式“感伤”与德国式“忧郁”
中国的雪莱观与雪莱的中国观
后记
文化屐痕-书与人 节选
道德与理想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崔健吼出的这句歌词用来描绘我们这个时代还真是贴切。譬如，人们不久前还高歌理想，近几年却流行贬斥、嘲笑理想，而且有理有据：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不讲理想，也没有理想的时代。在这样的一片放弃理想的嘈杂声中，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的声音无疑显得分外清逸和响亮：坚持理想！（《坚持理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张汝伦的理想并非形成于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是形成于流离困厄的时代他与古今中外巨人大师的不断对话中。他迷醉于康德对人自身道德法则的肯定，也震惊于人践踏自身尊严和道德的行为，如奥斯维辛时代和“文革”；他既惊讶于德国学术界产生了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大思想家，又对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在纳粹统治时期失去自己的判断力而感到费解……在对这些前辈先贤的品格风范的敬仰与理解中，他逐渐透彻地领悟了人类理想的真正含义，并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勇气和力量。他愿意秉承薪火相传的责任，将人类的理想传递下去。
与时下流行的淡雅闲适、风花雪月的小品随笔之类的东西不同，张汝伦的这些文字记录的是他对人类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是他追求和坚持理想的见证。由于长期浸淫在理性思辨的哲学王国，他总能站在理性批判的高度，对各种各样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问题和现象给予冷静、深刻的剖析，使善的、美的因之彰显，恶的、丑的因之暴露。他从电影《麦迪逊之桥》的流行谈到婚姻和爱不是一回事未必是人类的悲剧，而真正的人类的悲剧在于硬要自己相信它们是一回事；从大众文化霸权对人的精神的泯灭指出人类新生的希望在于拥有一片自主、自由的精神和情感天地；从以色列对纳粹阿道夫·艾克曼的审判提出“人类的正义是否还有可能”；从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观念谈到东西方文化的对峙与沟通……他涉笔成理，深刻而不枯涩，平易而不流俗，促人警醒而不矫情。从这些真实的文字里，我们不难听到作者追求人类理想的坚定的声音：“理想乃是灵魂长期求索的收获……一旦获得，就不会轻易放弃！”
——原载香港《大公报》，1997年4月21日
合唱与独唱
曾以系列小说《厚土》饮誉海峡两岸文坛的李锐，近年来也写下了一些他称作是副业的文字——因为有了欲说还休的情怀而从心底涌出许多如水的散文，这些性情文字，因为不满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太多的合唱而采取了别一种立场：拒绝合唱！（《拒绝合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李锐虽然生在北京，但他的生命之根却深深地扎在他曾度过了六年知青生活的山西吕梁山的崇山峻岭和温厚的大地怀抱里，这使他的散文有一种朴实、率真的性情，一种源于大地的蓬勃的生命元气。无论他是漫游在寂寞的北欧，感受着游子那一丝淡淡的乡愁和无畏的自尊，还是倘佯在托尔斯泰故居前缅思一个伟人的博大情怀；无论他是追忆知青生活中刻骨的悲苦酸辣，还是在与爱女嬉戏时感悟到的时光永不会再回来的遗憾，都会使人的心弦随着他情感的流动而轻轻颤动。
作为作家的李锐*关心的是人，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处境。他的散文一如他的小说，总是把对生命的表达和追求视为*高的标准，这使得他对鲁迅、加缪、福克纳这些为全人类创作的作家寄予了深厚的敬意，也对中国当代文坛沉迷于炫技、先锋，缺乏人类情怀，因而创作不出世界性的宏篇巨制深感忧虑。他不无愤怒地诘问：“中国的作家群体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作家呢？中国的文坛上到底有几个是真正的理论家呢？”
李锐声称自己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因为，当权力和金钱合谋取消精神、湮没情感和良知；当满目所及到处是故意制造的伤口、到处是精心包装的美丽；当文坛上充斥着各种各样舶来的“新的”“后的”却永远不能上岸的文学流派；当人不得不一再为人类的生命歌哭时，作为一个真正的精神信守者，他是宁愿永远堕入“虚无之海”，也不愿加入嘈杂的合唱的。但拒绝合唱不是拒绝希望，因为作者相信：“当所有世俗的彩云退去的时候，高山依然会耸立于青天之下。”
——原载香港《大公报》，1997年4月22日P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