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大学之为大学,在于大学之大,大学之道亦在大学之大。大学之“学问之大”与“气度之大”如一身之两翼,共同成就了大学之“大”。本书着眼于“大学之道”的追问与探索,对现代大学精神的基本要义、德国大学的价值观,以及中国大学的传统与精神作了详细的梳理与阐述,这对于当下颇受关注的中国大学改革富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 作者简介
叶隽,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等。曾在德国、英国、法国等的学术机构做研究。发表论文、学术随笔多篇;专著有《异文化博弈》、《歌德思想之形成》、《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等;学术随笔集有《中德文化关系评论集》、《时代的精神忧患》等;编撰有《蔡元培:大学的意义》等。学术兴趣现集中于德国古典文学、中西文化交流史、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等。
目录
第一辑:大学论
大学之道——大学论自序
一、高深学问
二、教授治校
三、保持张力
四、典范意义
五、思想自由与兼容并蓄
六、高深研究与通识教育
七、教授治学与精英管理
八、大学理念与学术独立
九、人格之养成
十、意志之自由
十一、学统之延续
十二、社会之责任
大度问学——大学论小结
第二辑:德国大学
现代留德学人视野中的德国大学
波恩大学城
漫步海德堡大学
蔡元培与莱比锡大学
从“柏林大学”到“洪堡大学”
哥廷根思想与德国启蒙大学观
利禄学者今何方?
作为现代大学精神尺度的“哲学之士”
德国现代大学的“忧患时刻”及其学者姿态——作为“德雷福斯事件”印衬的“贝恩哈德事件”
精英大学战未休——由德国大学排行榜想到的
第三辑:中国大学
传统资源如何进行现代阐释?
大学精神何处寻
“大学问题”的历史资源
细数中国大学源流
续大学三问
以精神底气审视制度问题
崇精神与读故事
北大精神与五四传统
大学排名、学术认知与中国的世界影响——以上海交大2005年行榜的法国大学名次为中心
21世纪中国大学构建的重要命题
后记
¯ 读者定位
对大学精神、大学问题、大学史感兴趣者
¯ 上架与陈列建议
上架:教育理论|高等教育
陈列:码堆与平摊最为合适
节选|大学之道——大学论自序
大学之道,自然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大学之道,却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色彩,这里的大学指的是具有现代意义西方形式的大学(university),而“道”的含义则更为广泛,我简言之,则为路向何在?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大契机,亦中国现代意义大学形成之肇始。1917年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是民国共和时代,但中国的知识者远远未能摆脱传统“亦学亦政”的角色制约,一方面不能忘情学问、穷经皓首,一方面却不自禁地关心政治,承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荣传统。蔡元培掌校后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不可“有做官发财思想”;第二年又发表开学演说,强调大学为培养学者的场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这一措施连蔡元培自己都颇为得意,称其为铲除“科举时代遗留下来之劣根性”,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功用确可谓振聋发聩。“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思想的提出,其指向尤在传统政学不分之弊端。贺麟对此评价甚高:“好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因为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改进,也产生良好影响。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因此学术界多少保留了一片干净土,影响许多进步青年的思想,培养国家文化上一点命脉。”
从上世纪初叶蔡元培执掌北大到今日,中国现代大学之形成隐约已近百年。所谓学术兴衰,当于百年前后问焉。如今,我们且不论学术兴衰,但问大学之道可道否?中国大学百年,其道何如?其未来又应作何展望?这是我们很想了解的问题,但似乎要搞清答案,实属不易。其实,在我看来,传统与现代之间,传统与现代的大学之道之间未尝不可以沟通。大学之为大学,在于大学之大,大学之道亦在大学之大。大,首先意味着大度包容,有大学之气象;大,还意味着大学之“学”大,学问之道,本就无限广大,惟有以“高山仰止”之心情勉力向学,方能敢说粗窥学术门径,故此大学之大度包容必然也就意味着学问的博大无垠。而这气度之“大”与学问之“大”,正共同成就了大学之“大”,学问是抽象学理,但却是人类精神不可没有的根本基石;气度是精神气象,人活一世,最重要的确实是这样的“龙虎精神”。所以,在我看来,大学之“学问之大”与“气度之大”有如一身之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偏废,不可或缺。学生要在此中涵泳体会者、接受熏陶者,也无非以此二点为其根本,否则也多半会步入歧途。
说来简单,大学之道归结为两个基本点,学理根基与精神气象。但究其实际,实在并非仅如我们想的那般,尤其是如何落实,如何形成这大学之道,其实既待实践之检验,亦尤需要形成完整的思考。毕竟从理论到现实之间,还是有不少的路程要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组思考当并非完全是书生清议。当今中国,大学改革喧腾热闹,或曰合并、或曰联合、或曰划转……名目不可谓少,大学中人、教育官员、上层人士……参与者之热忱积极,尤其可佩。但追问一句,在这体制改革初告段落之际,中国大学之进步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学理根基得到进一步加强呢?还是精神气象焕然一新?我们是否真的感受到了一点大学之道?
我并不赞成将中国大学的历史从古代开始计算,因为这些历史陈账,确实难算清楚。就以“中国大学百年”这个题目来论列,或则可以探讨一些很根本性的东西。我的问题很明白,大学之道何在?从西方的历史看,所谓学术自由、所谓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所谓寂寞与孤独、所谓教授治校,都可谓颇显露大学之自我风骨。而看中国百年大学史,却感到既有欣慰,也颇辛酸,从蔡元培掌北大开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西南联大的“烽火育人、坚守学术”,从改革开放后的“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到今天世纪之交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百年中国大学,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沧桑创业路。然而,如果说从蔡元培掌校时代的北大我们看到了大学之道的诸种因子,如大度包容的北大精神、讲究学问高深的研究之道的开创、当然还有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筚路蓝缕之功,因为“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而“将中国学术由贩卖导入研究之途的,首推蔡元培”。但是,今天我们返观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大学,这些精神因子竟何在焉?
毋庸置疑,与当年草创时期的中国大学相比,今天的大学不管是在设备,还是经费上,都远远强于当年。大楼之林立也绝对成倍于昔日。然而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的话犹在耳边,而在当今的大学校园,我们的学子抬眼望去,却只见大楼林立,不见大师踪影。大学之道安在哉?
大学虽然有它的许多社会现实功用和功能,诸如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等,但从历史上看,大学作为象牙塔的功能,对于国家民族可能尤其不容忽视。有些东西的历史意义是不必用现实的价值来衡量的,在越来越走向功利、走向市场的社会里,保持一块相对的净土,保持一群能够“袖手谈心性”、钻研学问的读书人,保持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保持他们对于抽象问题、学理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或许会有利国家社会于长远。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大学之道才能逐渐重现于大学的校园,复归其原有的含义,让其不成为“消逝的风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撰作《大学论》这一组文章既是出于自己对大学问题本身的兴趣,更是冀望于对“大学之道”的向往和复归,如能得到同道的批评和呼应,则更是不胜荣幸之至。
其它信息
装 帧:简装
页 数:224
开 本: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