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南粤-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专集 内容简介
《潮起南粤: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专集》选录其学术研究、学术评论、时评、书评、序跋等文章数十篇,并在书后附有张磊著作目录。能够全面反映他的研究和著作活动。全书约30万字。
潮起南粤-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专集 目录
学术自传:我与历史科学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孙中山
试论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持久普遍意义
科学地评价孙中山与革命民主派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孙中山与捍卫共和国的斗争
五四运动与孙中山
孙中山与**次国共合作
历史的必然革命的需要
——纪念中国国民党**次全国代表大会60周年
三民主义新阶段与三大政策
孙中山与黄埔建军
孙中山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
孙文学说:构建近代中国的理论先导
孙中山的文化取向与“理想国”
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构想与方案(纲要)
关于孙中山与社会主义的几点浅见
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孙中山与“中国梦”(提纲)
孙中山与宋庆龄
国之瑰宝宋庆龄
朱执信论
为中国民主革命献身的伟大革命家——廖仲恺
论刘思复
郑观应与孙中山
魏源思想刍论
洪仁玕简论
爱国主义: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
枷锁与觉醒
——从《马关条约》签订100周年谈起
戊戌维新百年祭
辛亥革命是窝囊的革命吗?
辛亥革命打开了进步的闸门
划时代的伟大启蒙运动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抗日战争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香港回归: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香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境外基地
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活动舞台
广东可以在广开言路上走在全国前面
——问策文化强省建设(广东文化名人访谈)
应当编著一部《中国近代全史》
坚持历史研究的正确导向深刻地、全面地、真实地反映历史
——与《岭南文史》侯月祥、黄建雄同志的访谈
关于岭南文化的几点思考
《中华国学经典教育丛书》导论
自然国学:国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伦理学说的研究和践行
——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体会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共筑“中国梦”
加强文史研究高扬人文精神
传承文化离不开历史科学
锲而不舍深化拓展
——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浅见
重视和强化宋庆龄研究工作
与时俱进:宝贵的精神状态与优秀品格
变革、奋进与思想解放
小康总体小康与全面小康(访谈)
《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凝聚力》评介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序
《孙中山的伟大思想与革命实践》序
《孙中山的儒学情结——中华文化的承传与超越》序
《孙中山与大元帅府》序
《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序
《孙中山的亲属和后裔》序
《孙氏家族一脉——孙中山爱女孙婉人生探析》序
《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序
《珠海历史名人丛书》《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丛书》《珠海历史名人著作丛书》
序
《东厂论史录》序
《宋庆龄研究丛稿》序
《历史不止一只耳朵》总序
——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实录
《胡汉民评传》序
《廖家两代人》序
《真善美——何香凝思想研究》序
《广东民国史》序
影视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姻
——与香港华娱卫视刘钰珍女士的访谈
《伤逝》(电影文学剧本)
《伤逝》(电影文学剧本)前言
《伤逝》(电影文学剧本)后记
廿载沧桑话《伤逝》
《孙中山传》(电影文学剧本)
不畏险阻奋力攀登
——《孙中山传》创作谈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电视纪实片剧本)
香山文化与孙中山、容闳和郑观应
——与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的对话
青史凭谁定是非
——关于电视剧《走向共和》的几点思考
雕塑家唐大禧艺术创作思想及内涵浅谈
《一位历史学家的艺术情缘》后记
主要著述目录
后记
潮起南粤-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专集 节选
《潮起南粤: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专集》: 学术自传:我与历史科学 我非常赞同并经常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一段论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这是我从事学习和研究历史——主要是中国近代史以来,逾60余年岁月而不渝的信念。 这种对专业的抉择和热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显然与家庭的文化氛围有关。父亲曾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同时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报业史等课程。兄姐则酷爱文史,涉猎范围广阔。我从少年时代便阅读了不少书籍,尤其是鲁迅的著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中对封建旧制度的本质的犀利剖析,使我稚嫩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不仅引发了我读史的热望,也启示与促成我立志掀翻那血腥的“人肉宴席”。对我而言,学习和研究历史一开始就是与揭露和消灭“吃人”的制度密切相关的。迄今,我的这种初衷并未改变。另一方面,数、理、化课程的荒疏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我的中学时代正值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少年生活中充满着激情、战斗和憧憬。而于1948年春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外围“民主青年联盟”后,更成为一名“职业学生”。同年夏天,反动统治者进行着垂死的挣扎。白色恐怖使我被迫暂时避往天津,旋于岁末按组织指示潜赴解放区,翌年年初随人民解放军重返天津并在市军管会参与接管工作。稍后,组织在干部“南下”的大潮中安排我复学,因为我时年仅16岁,即将大规模开展的建设祖国事业,必然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我接受了组织的建议,决心重新返校学习。由于对理科课程的搁置,我别无考虑地选取了历史专业。虽然,对未来的经济建设心向往之:梦想成为一个水利工程师,奔波在江河山谷之间。 1950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学习生活——先是本科生,后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尽管运动频繁,但在北大的学习终究是极为难得的。在诸多名师的指导下,我从史学的学徒起步,逐渐入门,成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时光流逝,匆匆过去了一个甲子。已逝的翦伯赞、向达、杨人梗、齐思和、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和任继愈诸师音容宛在,风范长存。健在的诸先生依然奋战于史学战线,继续给我以教诲和激励。特别是导师邵循正教授的严谨学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毕业不授学位,我毫不感到欠缺,遗憾的是自己仅从诸师的道德文章中学得十之一二,确是愧对母校和有负师教。 1958年秋,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所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杜国庠前辈,他在各个方面都是我的楷模。我在所内从事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虽有干扰和冲击,但在领导支持下,总算不绝如缕,并在师长和同事的指导、促进下得以初窥堂奥。在回溯五十余年的研究工作历程时,我必须提到中山大学的陈锡祺和金应熙教授,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更成为我的同事,他们对我的长期谆谆教诲,使我作为私淑弟子受益匪浅。 忆昔二十初度,今已年逾八旬,反思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不禁十分愧怍,虽然这种状况有其客观原因——在十年内乱及此前的年代中,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泰半为各种“运动”所消耗;而社会科学的春天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到来后,却又忙于不可推卸的事务与活动。但是,个人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时至今日,思之犹令人痛惜! 值得告慰于师友和社会的是:我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它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事业。无论历史科学的遭际如何,我始终确认它在社会文明演进中具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奉献给历史科学,了无遗憾。如果能有第二次生命,我仍将选择这门科学作为终生的事业。 毫无疑问,历史科学无疑承担着重任。 许多哲人曾经就此作过论述。培根的阐释十分中肯: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科学的终极任务,正是在于从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其实质和不同领域、层次的客观规律(不仅是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知识),使人们得以了然于过去,从而更为自觉地把握现在和瞻望未来。历史是人们创造的,但其主观能动性并非随心所欲,只有立足于和凭借客观条件和现实因素,人们才得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各式各样的戏剧。因之,历史创造者就必须力求避免盲目性和提高自觉性,以便充分发挥其社会活动的效能,并使社会发展较为顺畅和健康。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正是赋予人们活动以理性的主要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们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愈益深刻与全面。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得史学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令其摆脱了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主义的局限,不愧为人类认识、变革与改造社会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研究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或只是满足于烦琐的考据,甚至尊为名山事业,而必须站在现实的土壤上,充分为社会的发展服务。对于我们说来,就是要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提供正能量。这是历史科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即其义务与权利。 历史科学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甚至成为它的主要载体。任何一个健康发育的民族,都不可能抛却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虚无主义是有害的偏见,“全盘西化”的侈谈无异于痴人说梦。当然,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有赖于对它进行科学的理解、辨识和取舍,取其精华,并使之具有时代价值的新内涵。在这种意义上,全盘肯定同样是有害的偏见。历史科学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它的认识功能是广泛的:既纵观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又横览了社会生活的断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阐明了事物的本质,确认了它们存在的依据和作用,从而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辨识、取舍乃至推陈出新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
潮起南粤-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专集 作者简介
张磊,1933年生于天津。历史学研究员。1950-195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生毕业。1958年至今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兼任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教授、研究员。主要著述近30种,另有论文百余篇。曾获得中国图书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特别学术成就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