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少数民族研究 节选
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序
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整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丰富的内涵，历来为学界所推崇，素有“东南亚
民族学的宝藏”、“中国上古史之活的史料”、“为整个环太平
洋文化的重要据点”等评价(凌纯声语)。唯其如此，半个多
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在这块学术研究领域里耕耘不
辍，留下了诸多富有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著作。
基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加强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文
化研究这一宗旨，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牵头、中央民
族大学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执编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
(下称《文库》)，拟精选一批涵盖历史、文化、语言、教育、
宗教、文学艺术、社会发展状况等领域，反映台湾少数民族人
文学科学术水平的、高质量的著作，以学术专著、编著、译
著、教材、调查报告、论文专集等形式，纳入《文库》系列丛
书。除隆重推介有一定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外，《文库》还将着
力于支持和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实证性和有现实意义的理论研
究，并将其成果列入出版计划。通过以上两大系列学术成果的
规划和推展，以期构建一个独树一帜的、具有较高学术理论水
平的台湾少数民族人文学科领域的平台。
我们希望《文库》既负载台湾少数民族人文学科学术研
究重任，也促进两岸民族文化交流。我们深信：凝聚着海峡两
岸广大学者睿智和热诚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的问世，
一定能够为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事业的发扬光大和繁荣发展做出
有益的贡献。
刘宝明
2006年12月
《论丛》序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历来
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不仅有助
于我们认识台湾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当前台湾
的“族群政治”及其社会根源；既有利于两岸人民的经济文
化交流，也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而且*终有利于
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于2006年4月成立，
旨在推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构建两岸文化交流学术平台。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是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主办的综合
性学术论著。该《论丛》将以现代民族理论及人文科学理论
为指导，包括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化、教育等研究领
域，尤以台湾少数民族社会现状、文化变迁以及两岸民族政策
与关系的研究为重，以期推动大陆台湾少数民族的学术研究。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首期推出的系列论文，汇集了
半个多世纪(1949年10月至2006年12月)以来，大陆学界
发表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涵盖了历史、社
会、语言、文学、文化习俗、宗教、教育、现状等各个领域，
其作者既有在专业研究领域中筚路蓝缕、几十年如一日耕耘不
辍的老专家，也有在新研究领域开拓进取的中青年新秀。不同
时期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无不凝结着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心血，
来之不易，实属难得。现在结集出版，除表达我们对他们刻
苦、敬业的研究精神和业绩的崇敬外，也寄托着以此为基础和
起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开创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新天地的
期望。
祖国大陆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如果从著名民族学家林
惠祥教授1929年亲历台湾田野调查，1930年发表的《台湾番
族之原始文化》算起，历70余年。初创时期，林惠祥、凌纯
声、卫惠林、陈绍馥、李亦园、张光直、陈奇禄、董同稣、丁
邦新、李壬癸等著名学者，既开风气复为师，开辟之功，堪称
卓绝。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又有一批学者继往开来，
在各自领域，奋发有为，各领风骚。他们发表的论著数以百千
计，为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殿堂的建成做出了重大
贡献，功不可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陆1950年以来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
方面的投入和建树。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
前身)在语文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前身)建立以台湾籍少
数民族学者为主体的高山族语文教研室(现台湾南岛语教研室
前身)，从事台湾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研；在历史系成立民族
研究部，其中设置高山族历史和教研人员的建制。这两个系科
“文革”前曾招生授业。“文革”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民族语言专业的建制和规格从大学本科教育提升为硕士、博士
研究生教育，现在设有“台湾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方
向的博士点。厦门大学历史系50年代起设有高山族历史与文
化的教研机构，承担着培养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专业人
才的任务。此外，在其他一些高等院校，也有从事台湾少数民
族教学和研究的专职或兼职人员。毫无疑问，大陆半个多世纪
以来在台湾少数民族领域的研究成就，是同中央民族大学、厦
门大学及其他院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的努力分不
开的。
毋庸讳言，我们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领域还存在诸多不足
或者说欠缺。例如，我们的专业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关注点
重传统轻现状，重文化轻政经，重现象轻过程，研究领域尚有
盲点；囿于两岸长期阻隔的政局，妨碍甚至阻塞了学术调研和
信息资源的正常交流，也影响学术观点的正常讨论；专业人员
较少，与形成专业意义上的人才队伍和研究规模这一目标，还
有相当距离。这些不足或缺欠是历史和客观因素所导致，不是
作者个人能力所能超越的。因此，这次结集出版时，对入编论
文的处理，基本采纳原作者发表时的文稿，不作文字和注解勘
误以外的增删、修订工作。这点，我们需要特别加以说明，谨
请读者见谅。
回顾和检阅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50多年历程，成绩固然
可贵；而展望未来、发扬光大我们的研究工程尤为紧迫。在中
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和学术意义，已为学界和国人所认同和重视。随着世局的变化
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迅速发展，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紧迫性和重
要性愈加突出地展现在大家面前，任重而道远。中央民族大学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热忱地希望：《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
的推出，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总结，而且是新旅程、新篇章的开
始。让我们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让我们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
事业繁荣发展。
编 者
2006年12月
19世纪后期台湾的山地社会与
“开山抚番’’
周翔鹤
清代前中期台湾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汉人移民与山地土著
民族的冲突。汉人移民在土地拓垦过程中不断向山地推进，占
据山地土著民族生存、活动的空间；而山地土著则因其固有的
猎首习俗，不断地“出草”。汉人移民为对付“出草”，乃建
隘‘‘防番”，实行隘垦。清廷无法解决双方的冲突，于是采取
‘‘隔绝番汉”的政策，在沿山地带划出一条界线(在实地挖
沟、并堆造许多“土牛”和树立许多碑碣，在地图上则标为
‘‘土牛红线”)，禁止汉人移民越界拓垦。乾隆后期，在平定林
爽文起义后，清廷在沿山地带设立许多“番屯”，利用平埔族
充当‘‘屯丁”，实行“屯垦”，希望形成一种汉人在外，“熟
番”居中，“生番”在内的“三层制分布制度”以“隔绝番
汉”。①“三层制分布制度”在一定期间内发挥了“隔绝番汉”
的作用，但汉“番”矛盾只是被掩盖而非得到解决，随着时
间的进展，终有重新爆发的一天。
终清一代，汉“番(山地土著)”冲突虽然持续不断，但
矛盾的激烈爆发出现在清代后期。一者，大多数汉人移民到台
湾来是为了追求土地，在台湾西部沿海平地的荒地逐渐被开垦
之后，他们必定向山地进发，“三层制分布制度”只能迟滞延
．． 缓，而不能终止他们的步伐；二者，晚清台湾开港后，樟脑成
为重要的输出物，为制脑，大量汉人进入山地；三者，晚清世
局丕变，列强环伺，台湾的海防地位骤然突出，清廷为“攘
外”而先“安内”，“开山抚番”问题乃被提升到议事日程上
来。①汉人在山地的隘垦和制脑，必定和山地土著发生许多矛
盾冲突，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开山抚番”所必须面对和解
决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分析清代后期台湾的汉“番”
矛盾和检视清廷的“开山抚番”政策。
本文将同时利用19世纪末跨越晚清和日据初期的资料。
19世纪末，占据台湾之初，日本殖民当局忙于镇压武装抗日
活动，尚未来得及介入台湾的社会经济，许多经济活动尚保持
晚清的状况。樟脑业的利益固为殖民当局所垂涎，但殖民当局
至1899年方发布“台湾樟脑及樟脑油专卖规则”，1903年方
发布“粗制樟脑、樟脑油专卖法”，在此之前，制脑主要还是
汉人的事情，日本人介入者并不多，西方商人也仍然活动于山
地。制脑及围绕制脑的汉“番”冲突，也还持续着晚清的状
况，因此，日本占据台湾*初几年里，殖民当局在山地的调查
材料中所反映的情况与晚清时的状况在许多方面是基本相
同的。
一、清代后期台湾山地的汉“番"冲突
隘垦始于乾隆后期，汉人移民设隘防“番”，在隘线内进
行开垦。隘线内的土地垦熟以后，隘线乃向内山推进，随着时
间的进展，隘垦一步步向山地进发。《淡水厅志》载：“官隘
有定，民隘无常，愈垦愈深，不数稔辄复更易。”①正是这种
情况的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划定的土牛红线也就失去了
它的意义。《淡水厅志》又载“淡地内山，处处逼近生番，昔
以土牛红线为界，今则生齿日繁，土地日辟，耕民或逾土牛十
里至数十里不等，红线已无踪迹。”②至于三层制分布制度的
关键——“番屯”，也因平埔族“屯丁”不断将“屯地”租佃
给汉人佃户，而汉人佃户不断向内山开垦而失去它的意义。光
绪年间，刘铭传说“查番屯授地之初，名为奖功，实资捍御内
山生番。故选其壮丁屯诸沿山，蠲其供赋，导令垦荒，其意至
为深密。今则时易事殊，后山生番且多归化，拓地日深，所设
屯营已居腹内，所授埔地久为膏腴”③。
汉人拓垦既已进入“生番”居住的内山，以前被掩盖的
矛盾必将重新爆发。清代后期因汉人拓垦山地，汉“番”冲
突乃又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