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中国泰戈尔与中国 前言
序
中国历来被看作是一个闭关锁国的老大帝国，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总是拒绝多于吸纳，中国的落后，也一直被与这个民族性自然挂起钩来。这种认识实际上是误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心理并不完全表现为保守和封闭，而一直也是开放的，像周穆王西巡会王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白马东来”把印度佛教输入到中国，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一直在以开放的心态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朋友，谋求与世界的交流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特别是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的直接刺激下，中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开始了让西学东渐的艰难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在中国人面前展现的就是一个新颖奇异、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景观，自此以后，可以说中国文化、文学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与外来的刺激分不开。特别是发端于1917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这种交流变成一种常规，一种习以为常的文化的切磋。就是在当时开放性的文化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大胆拿来的态度，如饥似渴地接待西方从文艺复兴一直到20世纪出现的各种外来文化，包括西方现代派哲学、文学思潮和理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基于自身所继承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创造性地把中西文化融合成一种全新的文化样式，一种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完全等同干传统文化，而是属于一种新的历史范畴的新文化。观察和研究中国新文化和文学运动，如果不以外国文化文学作为参照系，就很难真正认识中国新文化文学的基本品格。
要了解就需要先介绍。国外的思想学术著作车载斗量地被翻译过来，国外出现的任何新思想、学术思潮都在以*快的速度被介绍过来，很多当时在国内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满怀崇敬之情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并在西方历史上或现时的思想家中寻找自己的偶像，直接拜师学艺或自认为私淑弟子，如徐志摩私淑罗素，胡适私淑杜威。他们还创造种种条件，让自己的老师来到中国进行游历和演讲，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就是在二三十年代到过中国并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外国思想家，而中国国内有不少知识分子也借此大肆宣传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如出过什么“杜威五大演讲”“罗素月刊”，而且陪同他们在中国各处游览，演讲，交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在中西文化的这种生动的交流活动中，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思想流派，即“西化派”和“传统派”，后者也称“东方文化派”。“西化派”的主要代表是胡适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标就是推翻中国传统文化，但以什么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将来的新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在胡适和陈独秀的心日中，实际上也是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个未来的中国新文化的图景就是西方文化图景。陈独秀1918年就断然宣布：“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能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而胡适则更直截了当地声明：“我很明白地指出文化折中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与此相对，以梁启超、辜鸿铬、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则受罗素、泰戈尔的影响，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东方文明将成为拯救世界的精神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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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与中国 目录
泰戈尔在华经历(孙宜学)
泰戈尔小传
初识诗人真面目
诗人初露访华意
好事多磨
扬帆东渡
泛舟西湖
诗情在鲜花与掌声中荡漾
溯江北上
抵达北京
畅游北海
“觐见”中国末代皇帝
对北京学界**次公开演讲
赠名盛典
“我们为什么反对泰戈尔”
告别北京
依依惜别
在中国的*后日子
欢迎者的态度
批判者的态度
不了解的欢迎与不了解的驱逐
国际大学里的中国学院
泰戈尔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秦戈尔在华演讲精选
(泰戈尔)
过缅甸时对华侨的演讲
在上海的**次谈话
在杭州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讲
东方文明的危机
在南京东南大学的演讲
在济南各界欢迎会上的露天演讲
在北京英美协会欢迎会上的演讲
游北海时对中外人士的演讲
在北京法源寺的演讲
在北京雩坛的演讲
在北京海军联社的演讲
在北京画界同志会欢迎会上的演讲
清华演讲
对北京青年的**次公开演讲
对北京青年的第二次公开演讲
在北京的*后演讲
关于佛教的谈话
在汉口辅德中学的演讲
告别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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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与中国 节选
扬帆东渡
3月21日，泰戈尔一行乘轮船离开加尔各答，开始了漫漫中国行。临行前，加尔各答的友人和群众为他举行欢送会，并一起到码头为他送行，希望他能够把印度人民的深情厚意传达给中国人民。
泰戈尔一行沿途也受到了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3月24日。他们途经缅甸仰光时，曾受到缅甸各团体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五点，缅甸各团体就邀泰戈尔进行了演讲，在谈到自己的这次中国之行时，他说，自己这次之所以接受“中国北大(此或为泰戈尔之误，或为报道此事的《文学周报》记者之误，因为邀请泰戈尔的是讲学社——引者注)之请者，无非欲将爱的消息传出。当我在欧洲时，常向人宣传在爱与和平上联合。我的理想的爱，是为我的祖国捐躯，亦我乐为之事……在我未死之前，我盼望诸位将爱与和平的消息传出”。26日下午，旅居缅甸的华侨在当地的华侨中学开欢迎会欢迎泰戈尔一行。泰戈尔在演讲中说自己曾游历西方各国，并曾接受过很多欢迎，但“在我所得着的各种欢迎中，我觉中国人之欢迎中，不但与西方人之只欢迎演讲，亦将欢迎我做朋友”；而华侨代表在欢迎辞中则深望他此次赴华，“将成一大海灯光，引导中华及其人民于和平及亲善之道”。泰戈尔一行乘坐的船抵达香港，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特地从广州派专使去见泰戈尔，并带去了自己的一封亲笔邀请信：“我极为希望在你抵华时，能获得亲自迎接你的特殊荣幸，向学者表示敬意乃是我们的古老风尚，但我将欢迎的你，不仅是一个曾为印度文学增添光辉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在辛勤耕耘的土地上播下了人类未来福利和精神成就的种子的杰出劳动者。”
在这封信里。孙中山邀请泰戈尔到广州与他会面，泰戈尔也很想与中国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会面，可惜轮船在香港停留的时间很短，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但泰戈尔让来使转告孙中山，说他在访问北京之后将去广州与孙中山一叙。后来泰戈尔在上海访问期间，孙中山又电邀泰戈尔到广州演讲，泰戈尔也回电说5月下旬或6月初去，但因各种原因，这两个历史伟人终究没有见面，在中印历史上都留下了一个深深的遗憾。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如约乘热田丸号来到了上海，在此之前，徐志摩、王统照等人10日已从北京先来到上海，做好了一切接待准备工作，徐志摩还在11日下午一点在上海自治学院作了一次讲演，介绍泰戈尔的基本学说；而上海的《申报》、北京的《晨报》、《大公报》等大报也争相对泰戈尔即将抵达的消息做了报道，气氛热烈紧张。
这天早晨，春寒料峭，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等人已早早地等在汇山码头。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时事新报》等团体和报社也都派来代表迎接，其他还不一些日本记者和在上海的印度人代表。
上午10时，泰戈尔所乘坐的轮船从黄浦江中徐徐驰来了。近了，近了，船上的人影已经隐约可见。“那不是泰戈尔吗？”徐志摩突然激动地大叫起来，“看，那不是吗？那个戴着红帽有银白色胡子的那个？”“在哪里？在哪里？”码头上的人们也都激动起来。这时，船离码头更近了，岸上的人们终于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在**层甲板上站着的那个和蔼慈祥的老人了。他们都脱帽向这个心仪的哲人行礼；印度人则站成一排，合唱着一首欢迎的歌。而泰戈尔这时正和同行者一起靠在栏杆上，凝望着眼帘中出现的他**次看见的中国的风景。当看见岸上欢迎的人群时，诗人便微微欠身俯头合掌还礼。
船终于停靠在了码头上，船还没停稳，欢迎者就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把泰戈尔围在了中心。大家簇拥着泰戈尔走到面江的那面甲板上，印度人给他带上了花环，请他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泰戈尔那严肃诚恳的态度，慈祥和易的容貌，质朴的衣服，立刻把欢迎者吸引住了。他用一种舒缓、低沉但却美妙如音乐般的声音回答着记者们的提问，边回答边不时把眼镜拿下来放在胸前，有时又微微笑着，说一些很有趣的话，让听者也都不由自主地跟着笑起来。忙乱中泰戈尔还接受了东方通讯社的采访，他对记者说，他此次来华讲演，目的在于恢复亚洲文化，因为现在亚洲的青年人比较欢迎欧美文化，然而自**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文明已经破产了，要想拯救人类，就必须复活东方文明，要在这面旗帜下，把日本、印度和中国团结起来，所以这次在中国游历之后，他还准备再到日本。这时，文学研究会的代表请他拍张照片作为他登上中国的纪念，他微笑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要把脖子上的花环拿下来，但几个印度人连忙阻止他说：“现在先不忙拿下来。”泰戈尔笑着说：“这样我就是一个新娘子了!”他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随后，他和欢迎者一起来到早就设好的一个摄影的地方，先和大家合照了一张，然后又单独照了一张，接着在大家的簇拥下走下船，**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时早有汽车在岸上等着，泰戈尔一行分乘汽车，向早就安排好的沧州旅馆而去。
在沧州旅馆只休息了一会儿，前来拜访的人就络绎不绝了，但因为泰戈尔刚经过长途旅行，比较疲倦，他的随行者和中国方面的接待者就都很慎重地拒绝了。当天下午五时，在徐志摩
等人的陪同下，泰戈尔一行游览了上海的龙华古寺，观赏了正在盛开的桃花，但在军人占领下的古寺与它本身应有的庄严肃穆恰恰构成了一种很具讽刺性的对比画面，泰戈尔本是来看文
化的，却看到了与文化格格不入的暴力的象征，加上年久失修，古寺已经败落不堪，就好像是当时中国的缩影，这些都给诗人留下很不愉快的印象。当天晚上八点，泰戈尔在青年会的殉道
堂作了来中国后的**次公开演讲，但因为安排者考虑到泰戈尔的身体状况和旅行的劳累，这次演讲只是个仪式性的谈话而已。
就在泰戈尔抵达上海的这一天，《申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欢迎太戈尔”，意思是说商务印书馆为了表示对泰戈尔来华的欢迎，已经或将要出版泰戈尔著作多种，包括《塔果尔及其森林哲学》(冯飞译)、《新月集》(郑振铎译)、《飞鸟集》(郑振铎译)、《泰戈尔戏曲集》(瞿世英译)、《谦屈拉》(吴致觉译)、《春之循环》(瞿世英译)、《小说月报·太戈尔号》。
13日下午一时，上海的Sikis一派印度人在闸北一家寺院开会欢迎泰戈尔一行，二时，上海自治学院、讲学社、中国公学、文学研究会等团体假借慕尔鸣路37号张君劢家草坪，专为欢迎泰戈尔准备了一次茶话会。茶话会的气氛庄严而热烈。草坪上用桃柳树枝围成一个半圆形，中间放置着专为泰戈尔准备的红绒沙发。在沙发后面，排列着许多高大的盆花，就像一道屏障一样环绕着中间的沙发。参加这次茶话会的中外人士有100多人，座位不够，大家就坐在草地上。欢迎者早早地来到会场等候，但因为泰戈尔参加印度人的欢迎会时间过久，直到下午四时半，他才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到场。听到汽车鸣笛，欢迎者都起立以示欢迎。当身穿褐色衣服，带着棕色布帽、银须飘飘的老诗人从汽车里走下来的时候，大家热烈鼓起掌来，而泰戈尔则合掌表示感谢。
茶话会首先由张君劢用英语致欢迎词，然后泰戈尔站起来发表了自己到中国后的**次正式公开谈话，他满怀激情地说：“今天是我的欢喜的日子，我多多感谢你们把我从遥远的印度请到你们的国家，这真是我难得的福气。”“我记得千年前那一天印度献给你们它的情爱，契结了不朽的友谊，这层亲族的关系，我盼望还是在着，在东方民族的心灵里深深的隐着。在这千年内我们往来的道上也许满长了蔓草，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往来的踪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