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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治国

2020-05-14 00:00:00

毛泽东读书治国节选 bsp;前言 “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 “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好比在暗沟中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的。”㈠“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是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 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树立了欲改造社会，必先学习文化的信念。 “我一生大的爱好是读书。” “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 “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 毛泽东这样谈到自己的阅读爱好。可是，毛泽东以前的毛家却是世代务农的。他的父亲亦农亦商，精明能干，有了点家业以后，就需要一个管账的，加之后来在一次诉讼中的失败，使他更想让儿子念一点书，可以帮他打赢官司，记记账。出乎父亲意料的是，毛泽东一读起书，就一发不可收拾，儿子终没有帮助他管理自己的小家，而是帮助千千万万中国人管理了一个大家。毛泽东带领中华民族赢得了独立，带领中国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农民和工人争夺到了做人的权利。毛泽东经历了中国历史发生空前变革的时代，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毛泽东不但是那一场场历史变革的见证者，更是一场场斗争的引领者，他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近半个世纪之久。 “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司。”毛泽东的治国思想和治国策略显然和他的读书生活高度相关。那么，他从学生时代开始，曾经阅读过哪些重要的书籍?这些书籍又给他和中国的命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正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1920年6月7日，青年毛泽东在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这样谈到。毛泽东认为认识一个问题，评价一个人，不能盲目下结论，而是要广泛阅读有关方面的书籍后再作结论。他曾经对周福明说：“一个人的知识面一定要宽些，这样看问题就不停留在一个方面，能够从多角度、多侧面观察问题。” 1957年10月2日，他在给秘书林克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 毛泽东曾对谢静宜说：“小谢，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大有前途。”“今后你要有计划地读书，哲学、政治经济学、鲁迅全集、古典文学、唐诗宋词都要读。” 基于这种认识，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到西方各流派的著作，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从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到历史、地理、文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中国近现代的一些名著，还有各种工具书，一些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以及报刊杂志，字帖，还有各种各样的杂书，如小人书、笑话，古今楹联，等等。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我们从他借书的情况，就可以窥见其一斑。全国解放后，他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用以学习和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进北京以后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他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藏书室这样描述道：“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多的大国领导人的会客室。”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读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无论是上乡村的私塾，还是外出到长沙上学，他认真听讲，同时又积极思考。从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时的《讲堂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远不能及的知识水平。除了上学，他更重视自学。“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他喜欢在自学中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厚古薄今。除了自学，他更重视虚心问学。他说“学问学问，勤学好问。”他不但尊敬自己老师，虚心求教，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为国人树立了好的榜样。除了问学，他还重视共享阅读，以文会友，在讨论中把问题引向深入。／青年的号泽东曾经倡导同学们集资搞读书会，不但可以以较少的钱读到更多的号报，而且可以互相讨论，互相促进。全国解放后，从1959年 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他组织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陈伯达和自己一起赴杭州，住在西子湖畔的刘庄，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帝年的毛泽东曾经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与同学们共同探讨“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决心改造自己的品性，在互助中相互促进学向。在北大时，他曾加入新闻研究会，这对于他后来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活动——在湖南从事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新文化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和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不光重视书本上得来的东西，更重视游学，青年的毛泽东甚至和同学萧子升一起进行过乞学。 1919年，毛泽东在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这样写道：“问题的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无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报纸三项着手研究。”㈠。’这说明，他除了阅读书册、杂志和新闻报纸，更重视调查研究。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必垓，遍游四宇尚已。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衣。” “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及益广。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非常重视对社会情况的调查、了解。他认为，了解社会情况，研究社会情况，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他一方面通过阅读报刊、掌握信息，另一方面，只要有机会，他还要直接接触群众，听取群众反映，搞调查研究。除此以外，他一直把人民来信作为了解民情、民意的重要途径，他还发动身边的工作人员搞社会调查，形成了一个信息网络，了解到不少社会情况，作为解决现实问题和决策的重要依据。为了更全面地调查和了解社会情况，他要求负责他安全的警卫一中队的成员，从全国各个专区选送，不要重复。他对他的警卫们说：“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的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毛泽东早年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进行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报告。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的阅读，不是为了文凭，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更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他非常重视学以致用，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他从阅读中，唤起了自己的爱国热情，许多重要的治国策略都是从他的阅读中获得的。少年时读《盛世危言》，他开始经常思考祖国的现状和前途，唤起了自己的爱国热情。读《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他了解到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况。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读过之后的话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㈩’ 在东山小学，毛泽东次知道康有为和梁启超，并且十分崇拜这两个人物。他借到了一套《新民丛报》。这是梁启超于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时，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刊物，梁启超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介绍，都使他觉得无比的新鲜。 1911年他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毛泽东很有兴趣和士兵们讨论，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 …… ．他读到一本李自成的传记《永昌演义》时，便以李自成为戒，向全党发出警告，表示“我们决不当李白成。” 他读《水浒传》、《西游记》，以梁山好汉和孙悟空自比，批评了国民党10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竖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他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读出了高级军官都需要加强学习的迫切感。1958年9月，毛泽东乘专列视察大江南北。“一天，毛主席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主席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他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废除商品，对农民的产品实行统一调拨，就是对农民的剥夺。” 毛泽东的读书不同于经院式的读书，他灵活地读书，重视学以致用，抱着改造社会的目的读书，他一生经历无数，决策无数，从这本书中，你可以读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他的阅读之间的不为人知的关系，也可以读到他的思维方法，他的读书方法。无论对于一个管理者，还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无论对于一个成年人，还是对于青少年，任何人都可以从毛泽东身上汲取到宝贵的人生财富和无价的人生智慧。徐文钦 2006．7．20 附注： (1)引自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2)引自《博览群书》，见王恕焕《毛泽东的人生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引自《博览群书》，见王恕焕《毛泽东的人生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引自《博览群书》，见王恕焕《毛泽东的人生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引自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9 月版。 (6)《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载《新时代》第1号。毛泽东读了哪篇文章发现T大秀才田家英7 ．他因一篇文章而受到毛泽东的青睐和重用。他曾经被毛泽东定为毛岸英的老师。他起草的八大开幕词受到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夸奖。他就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 岁丧父后，家境开始衰落，他读到初中一年级时，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誓言走上半工半读之路。他13岁便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了他常用的笔名。14 岁时，他在报上与一个姓刘的教授论战并大获全胜，被川中许多人称为有 “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 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他首先人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了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成为年轻的近代史教员。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毛泽东兼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研究室设在杨家岭西边的王家沟。它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根据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的各种报刊，研究国民党和日伪的情况，供中央参考和对外宣传用。19岁的田家英从中央马列学院教员调来研究室做研究员。这时期，国民党在大后方加紧了法西斯独裁统治，抗战的言论受禁锢，进步的文化遭摧残，进步青年学生受到监视和迫害。为了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1941年至1943年间，田家英写了《奴才的见解》、《沙漠化的愿望》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经李锐编辑，陆续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1942年1月8日，20岁的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内容如下：两年前读过《侯方域文集》，留下的印象是：太悲凉了。至今未忘的句子“烟雨南陵独回首，愁绝烽火搔上毛”，就是清晰地刻画出书生遭变，恣睢辛苦，那种愤懑抑郁，对故国哀思的心情。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也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四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复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经出来应大清的顺天乡试，投身新朝廷了。这里自然我们不能苛责他的，“普天之下”此时已是“莫非”大清的“王土”，这种人也就不能指为汉奸，况且过去束奴的奴才已经成为奴隶，向上爬去原系此辈常性，也就不免会企望龙门一跳，跃为新主子的奴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近几年来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写过斗争，颂过光明，而现也正在领饷作事，倒置是非的作家们的嘴脸。不过侯方域究竟是一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晚年写作虽处处在避免触着新主的隐痛，言文早已含蓄婉转，但也还有一二精辟的意见。比如在《与李其书》，论到统制言论的问题：当天下分裂之际，倘朝野清议犹存，则其乱暂；若夫骨鲠在喉不能吐，直言苦日不得陈，则国尚何可为! 这意见是大致不错的。古今中外的史实都在证明，，陆到国破世乱，民族在生死中挣扎时，我们常见的倒不仅清议不存，且正是混淆黑白的言论充斥不堪。明末如此，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也何尝不如此。近一二年来，国内言论的道路不正是愈来愈为险窄，也愈来愈为魑魅吗?不准写，不准看的明法暗规很多很多，坚持抗战进步的文字被删削到不知所云，人民的喉舌在重压下面，萎缩干枯以至于死。收买，威迫……一切昏愦无耻法宝的使用，正在“方兴未艾”呢! 而这，还有“以宣传对宣传”的一面。——其实不稳当的言论早已或是逼死，或是困难发行，那里还有“宣传”可“对”，应当叫做独家专卖了吧。就以近两月的来看：有的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题目之下，大家谈梦说幻，写出的理想不外坐汽车兜风于绿荫蔽行的大路之上，卧躺椅喝冰琪琳于斗室之中等等之类。有的正在研讨中国作家中那些属于“技巧派”，这回连“汪政权”下的文化小狗穆时英的大文也捧出来“示范”。除开“艳史”，“秘闻”，身边琐事，那“经国大业”是：有的写作“中共党史”，结论自然是共产党历史太不清白。激进的主张：“先瓦解八路军，以后扫荡边区”。稳重的在“从历史的叙述，政策的检讨，以及革命性质的分析中”，“证明中共参加国民革命而又破坏居民革命是必然的”，“除了*后解决外，没有其它办法”。嘁嘁喳喳，说是在说“良心话”了，其实真使人分不出人言还是鬼语。翘起一条尾巴，算做一面大旗，萃聚几名同类，便有书报期刊，冲杀上阵，浩浩荡荡…… 这样清议不存，鬼论塞道的原因，侯方域是不了解，或者了解了却未便名言，他只客客气气地带过一笔：“夫门户日深，水火日急也。”他自己参加过明末的“门户”“水火”，这里自然有点“忏悔”的意思。其实真像不在“日深”“日急”，而是有人恋着自己的权势；防制蚁民翻身，需要设备格杀异端的绞架，维持秩序的监狱，也需要颠倒是非的言论，对付“纷歧错综思想” 的方法，是与防制异己的政治同时存在。结果是弄到青年学生无书可读。侯方域在同文另一段说： “青笈之悬，士论诋之。”这说的是阮大铖得势之日，禁止复社文字流布，自己却“付梓”了许多文存，但当时士林都以案置这类文籍为耻。若干年来中国人在欺骗愚弄之下，从别人说谎、自己受欺中间，已经生长成了智慧和聪明，已经具备了生存的起码常识：凡他们惧的、骂的、禁的就是好的；凡要知道这事实的真相，就首先不相信他们的傥论与正言。深夜烛光摇曳中，偷读禁书的青年很多，到官办书坊购买几册的却是太少。尽管编辑先生一再捏言“本刊近来接到香港以及国内各地来信很多，读者爱护之深，使我们感愧”；订费一再跌价，“减轻读者负担”；其实哪怕贬价到零，派订还附送画报，也难博得阅者正眼相视。表面在故装热闹，骨子里的空虚和荒凉是显然的。侯方域是明末的“四公子”之一，在河南乡试中副榜，曾向清总督出屎献策。田家英对这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作了犀利的解剖，从开始“太悲凉了”印象演绎为“这个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 才行”。虽然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文笔深沉老辣，毛泽东从中看出了作者较深的中文功底和敏锐的思想。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出自20岁的年轻人之手，毛泽东读后，极为赞赏，从此他开始注意到这个叫田家英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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