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林郭勒文化遗产 本书特色
《内蒙古文化遗产丛书：锡林郭勒文化遗产》以草原地区古代民族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为具体研究对象，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进行“时”、“空”、“人”三维的全方位考察研究，以期对草原民族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制度体系进行客观定位，进而揭示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锡林郭勒文化遗产 内容简介
《内蒙古文化遗产丛书：锡林郭勒文化遗产》综述主要是介绍锡林郭勒盟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以及以往文物考古工作概况等。附录主要是对锡林郭勒盟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作分解统计，包括公布名称与单体名称、时代、保护级别及批次、所在旗县（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锡林郭勒文化遗产 目录
前言 陈永志
内蒙古文化遗产概论 陈永志
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综述程鹏飞
文化遗产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秦汉魏晋北朝时期
隋唐时期
辽金元时期
明清时期
近现代
附录
表一 锡林郭勒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表二 锡林郭勒盟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表三 锡林郭勒盟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后记
锡林郭勒文化遗产 节选
《内蒙古文化遗产丛书：锡林郭勒文化遗产》：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击败东胡，盘踞蒙古高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帝国后，连接北方列国的长城带物化成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边界。长城之外的草原居民也迅速、对应性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联盟——匈奴，他们以统一的形式对抗中原的统一。秦时期，锡林郭勒南部属上谷郡北境，西南部为渔阳郡北境。多伦县境内现存的燕长城（后为秦长城）就是游牧与农耕的实体界限。 西汉时期，锡林郭勒地区为匈奴单于庭直辖，东部为乌桓部辖地，南部属于幽州。目前，有学者认为西乌珠穆沁旗的吉仁高勒城址或为汉代的匈奴城址。 锡林浩特地区也发现了汉代陶窑址，但这些遗存的性质和内涵还有待于今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确认。东汉初期，汉朝廷为防止匈奴役使乌桓，将部分乌桓部众由长城外逐渐迁移到长城内。与乌桓同出东胡系的鲜卑也趁势南下、西迁，填补了原来的乌桓故地，锡林郭勒地区遗留下丰富的鲜卑物质文化遗存。正蓝旗和日木图墓葬出土的三鹿纹铜牌饰，二连浩特市盐池墓葬出土的桦树皮器底以及奔鹿纹铜腰带，镶黄旗博和音敖包墓葬出土的夹砂陶壶与陶罐，苏尼特左旗吉布胡郎图墓葬出土的夹砂菱格纹陶罐、铜带钩、三翼铜镞、绿松石等均被确认为鲜卑早期遗存，年代均被推测为东汉晚期阶段。鲜卑的迁徙是一个长期、长程的历史阶段，因此这都证明了锡林郭勒草原是鲜卑南迁的必经之地。 魏晋北朝时期，拓跋鲜卑在阴山以南建立政权，锡林郭勒南部地区为鲜卑所辖，北部地区却成为柔然的勃兴之地。为了防御柔然南侵，北魏王朝在北方草原地带建立了军事重镇和长城体系。锡林郭勒南部的多伦县、正蓝旗和太仆寺旗境内均有北魏长城分布。 近年来，在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地区发现了一处北魏时期的贵族墓地，该墓地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北魏长城一线以北，其等级规格之高、地缘之特殊、西方文化因素之突出，均令人出乎意料。伊和淖尔墓地为锡林郭勒地区的边疆史地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早在552年，蒙古高原上的青突厥人就建立了突厥汗国，突厥语系的诸部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隋唐时期，锡林郭勒北部、东部由东突厥占据，后成为突厥单于都护府辖地。锡林郭勒地区发现的隋唐时期古遗址、古墓葬、岩画群等不可移动文物点共计84处。 其中，以苏尼特、阿巴嘎地区的石板墓、石堆墓群占大宗（约占80％以上），部分墓群还遗留有石雕人像。由于锡林郭勒草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游牧民族政权是建立在“四时迁移，追逐水草”的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上的分散性、脆弱性及不稳定性，反映到政治上必然是组织松懈，政权难以长期稳定，国力忽强忽弱、骤兴骤变，极容易形成各游牧部落争相称霸的局面。也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造就了突厥民族“重兵死而耻病终”的社会生存价值观念。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尚武”传统在突厥人的社会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突厥人“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这种骑士精神与尚武传统的发扬与传承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突厥社会中“刻石记功 ”、“杀人立石”的“石刻文化”。分布于锡林郭勒北部地区的为数众多、风格独特的“翁仲”、“直立 ”式石雕人像即是其代表。有学者考证锡林郭勒地区的石人、石堆墓的年代有的可能稍早于隋唐时期，或为柔然人治下的突厥人，有的是突厥汗国时代的突厥人，也有后突厥时期的突厥人。总的来说，这些墓葬的年代可能是公元6～8世纪的遗存。 916年，北方民族契丹建立政权后，锡林郭勒地区被纳入上京临潢府管辖。现西乌珠穆沁旗额木廷混地，锡林浩特市斯仁温都尔、马蹄山，多伦县大北沟、牛心山等地均发现辽代墓葬群，出土了铜镜、鸡冠壶等辽代风格的随葬品，部分墓葬内部还设有黄柏木棺椁、棺床小帐等高等级葬具。从鸡冠壶的特征来看，墓葬年代从辽代早期到晚期均有发现。锡林浩特的巴彦锡勒古城址，是锡林郭勒地区目前唯一一处被确认的辽代城址，被专家考证为仪坤州故址。 1115年，女真族建立大金国，锡林郭勒东部属金临潢府路庆州所辖，设置大盐泺群牧司，北部由广吉剌部所居。现东乌珠穆沁旗的额吉淖尔盐池盛产青盐，行销四方，在其湖畔发现了大量金代风格的陶瓷片及建筑遗迹等，推测即为金代著名的大盐泺群牧司驻地。锡林郭勒南部属宣德州辖地。金世宗大定八年（ 1168年）五月，以“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意”，将曷里浒东川命名为金莲川。大臣移剌子敬请求将西北路招讨司北迁至界壕附近，以保护皇帝的安全。于是，金莲川上的旧桓州城就成为西北路招讨司的治所。旧桓州在今正蓝旗黑城子种畜场第四分场北 1公里，当地俗称“旧太平镇”。后因战略防御之需，将旧桓州城废弃，在其东北24公里另建新城，也即四郎城。四郎城成为金代西北地区的边防重镇。金王朝为了防御其北部和西北部的蒙古部族侵扰，在锡林郭勒境内修筑了多道界壕。目前，有10个旗、县、市区内发现有金代不同时期所筑的界壕防御工事。锡林郭勒西部地区在金代时为阴山汪古部所辖，现苏尼特地区遗留有汪古部的岩画作品。此外，金代墓葬在锡林郭勒地区也时有发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