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第五十七辑) 内容简介
一张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正在为人类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回望这些细节，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老照片-(第五十七辑) 目录
姚小平 “调查表”外的调查
朱锦翔 恋人·战友
沈苏儒 忆念赵敏恒师
高一虹 高义舟 我们的父亲高联佩
刘光生 父亲的布衣士子生涯
苗淑菊 不能忘却的纪念
张国华 榴莲飘香
姜增胜 热爱体育运动的父辈
姚煜昕 姥姥的故事
樊建川 抗战前夕的防空演习
刘小宁 总统府逸闻
伍艳 生死陈布雷
胡剑 吹尽黄沙始到金
杨玉环 口述 姚力 整理 从童养媳到劳模
孙瑞安 红色记忆
孙玉德 正是风华正茂时
单国荣 1970年代的校医工作
刘铭武 难忘学生歌舞团
杨兴业 1957年：排演《雷雨》始末
冯克力 上海人与老照片
老照片-(第五十七辑) 节选
姚小平 “调查表”外的调查
凡事皆有机缘。我淘到《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由此发现并调查死亡右派姚平的过程，即为机缘所致。
1998年，学者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文艺评论家、原戏剧出版社总编辑杜高的右派档案。不久，李辉与杜高就这套档案进行深入交流，整理出《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刊于2001年第4期《书屋》杂志。2002年2月下旬，我无意间看到这篇文章，被杜高等人的悲惨遭遇所震撼，遂产生了搜集右派材料的冲动。3月9日，我在潘家园淘到一本1963年7月造册的《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内收94名死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北苑农场、清河农场的北京劳教右派名单）。杜高认为，这份材料作为官方档案，有特殊研究价值。三处农场由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处）管辖，“调查表”应是从那里流出的。
2005年春节，我在家看冯亦代的《龙套集》，偶然翻到《哭姚平》一文，难道这个姚平就是“调查表”里的那个姚平吗？94人中能记住他，是因为他与我姓名相似。
作为官方文本，调查表把姚平加以“妖魔化”；反观冯亦代笔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
冯亦代的《哭姚平》，写于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期间。11月14日，他参加姚平追悼会，随即写下这篇感怀老友的文章，丁聪配姚平肖像。冯亦代写道，他成年后很少流泪，因为历尽人世艰辛，对悲欢离合多少有些漠然了。然而，当他听到姚平的大女儿姚珠珠哽咽地念着《祭父文》时，却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冯亦代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不同的是，冯亦代*终拣回一条命，姚平却含冤而逝。冯亦代听说姚平的名字是在抗战末期，那时姚平正在广西桂林新中国剧社。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冬，凤子和叶以群在上海筹划恢复在桂林出版过的杂志《人世间》，冯亦代参与其事，由此与姚平相识。姚平在《人世间》任编辑秘书，催稿、发稿、校对、发行等杂差，只要有跑腿的事，他开口就是“我去”。这种千劲让冯亦代极为感动。
杜高也认识姚平，他们曾同在桂林新中国剧社。他告诉我，剧社成立于1941年秋，为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团体，负责人为田汉、瞿白音、杜宣等。杜高1942年进新中国剧社时仅十二岁，与田汉的女儿田玛丽（后称田野），孟超的女儿孟健同年，剧团小孩子的戏主要由他们三人演。姚平时任剧社前台主任，为人负责、热情，流氓、伤兵不肯买票，他去处理；票房卖出的票款，他要计算；连门口收票的活儿，他也去干。同时还要负责照顾杜高等几个孩子的生活。杜高清楚地记得，在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的话剧《秋声赋》中，孩子们和朱琳、石联星、李露玲、费克等著名演员同台演出。由于每天下午、晚上连演两场，全体人员晚饭就在舞台上吃。每次都是姚平来回跑，给大家买来烧饼、面条。有的场次观众多，他会给大家“打牙祭”，买些肉回来改善生活。虽然他既不是导演、编剧，也不是演员，却是剧社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姚平追悼会的悼词这样评价：“和他工作过的同志，都忘不了他不求名利，不顾安危，总是默默地承担政治压力，积极去解决困难和不辞劳苦终日奔波的工作精神。”
1957年，四十一岁的姚平被打成右派时，大女儿姚珠珠只有十三岁。在《祭父文》中，姚珠珠恨自己软弱，恨自己无知，竟相信那些把父亲指为敌人的谎言。她给身陷囹圄的父亲写信时，信的开头没有称呼，“因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但父亲还是用放大镜在《人民画报》刊登的《鱼美人》剧照中竭力寻找着女儿。姚珠珠沉痛地写道：“‘不敢爱’本身就是一出人间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很残忍的。爸爸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折磨致死。”
2006年9月底，我相继接到姚平的二女儿姚光光和大女儿姚珠珠的电话，希望能与我在适当时候面谈。2006年11月30日，我与光光在北京亚运村附近见面；与珠珠见面，则延至2007年9月21日。珠珠1944年2月出生在桂林，现为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她曾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与舞蹈家阿依吐拉轮换担当新疆舞领舞。并制作了反映我国少数民族原生态舞蹈的大型艺术纪录片《舞之灵》。光光1949年3月出生在上海，“文革”期间与弟弟姚林林一起在内蒙锡林郭勒牧区插队，如今是北京农业局畜牧兽医总站高级畜牧师。这几年，姐妹俩一直在搜集与父亲有关的资料。
姚平，原名姚思馨，1916年生，浙江吴兴县人，全家靠父亲当裁缝谋生。姚平十八岁进上海美亚丝绸厂学徒，后到香港大中华印染厂当技工。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上海文化救亡协会“八一三歌咏队”到港宣传抗日，姚平放弃自己的职业，加入这个进步救亡团体。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姚平来到广西，先后任柳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干事、范长江创办的战时新闻社记者、欧阳予倩领导的广西省立艺术馆话剧团团员、新中国剧社的理事，他还在共产党创办的《青年生活》杂志，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
姚平的昔日旧友多已故去，追踪其早期足迹，渺茫难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艺术家朱琳已年逾八旬，1942年从长沙演剧九队调至桂林新中国剧社。谈起新中国剧社，老人感慨良多：“在演剧九队，不管怎么样国民党还发点零花钱。而在新中国剧社，所有经济收入都要靠演出和四处化缘。有时甚至连饭也开不出来，只好通知大家自行解决。”朱琳依稀记得，姚平当时整天和韦布（电影导演韦廉的父亲）、张友良在外面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筹措全社几十口人的伙食费和排练演出费。据光光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组织上曾怀疑姚平在新中国剧社时期有经济问题。“新中国剧社的老人听说后都认为此事很可笑，当时剧社靠四处化缘才勉强度日，怎么可能呢？倒是我母亲有时要把她的固定工资倒贴进去。”
音尽管生活艰辛，从1941年秋在桂林成立，到抗战胜利后迁移上海，直至1948年停止活动，剧社演出了《大地回春》、《钦差大臣》、《秋声赋》、《大雷雨》、《郑成功》、《日出》等一系列剧目。在后来的日子里，新中国剧社虽甚少被人提起，但它对中国话剧艺术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姚平和陈慧芝相识相知于广西省立艺术馆，姚平在戏剧系，陈慧芝在音乐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结合在一起。1944年2月2日，大女儿姚珠珠在桂林出生，珠珠有一双活泼闪亮的眼睛，晶莹如滚动的露珠，凤子为此给她起名“珠珠”。凤子原名封季壬，笔名禾子，艺名凤子，是著名话剧演员兼作家、编辑。凤子的母亲和陈慧芝的母亲是亲姐妹。上世纪30年代，曹禺创作的《雷雨》、《原野》、《日出》初次亮相话剧舞台，凤子是四凤、金子、陈白露的首演者。
1946年抗战胜利后，姚平一家随新中国剧社回到上海。抗战期间，凤子和丁君匀、周钢鸣、马国亮等，在桂林创办了综合性文艺月刊。1947年4月，《人世间》在上海复刊。1979年第3辑《新文学史料》刊登了凤子《（人世间>的前前后后》一文。据她回忆：《人世间》一直编到1949年上海解放……《人世间》的主编和编委都是义务的，冯亦代担任印刷、广告等杂务。丁聪不仅负责版面设计，每期从封面到扉页的美术设计和文章插图都是他一人“包办”。编辑秘书姚平统管一切行政事务。
1948年冬，形势日益紧张。凤子和《人世间》多数编委撤离上海，刊物的具体工作交给了姚平。姚平坚持把剩余的稿件编辑完成，出版了*后一期《人世间》，表达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抗争。在凤子看来，这“实在是难为他了”。凤子说：“大家工作如此投入，是我担任编辑工作以来**愉快的一段生活，我领会到‘同人刊物’的真正含义。”当年，无论是办报刊还是组社团，多为意气相投、肝胆相照的朋友。一专多能，人员少反而效率高。
1950年1月1日，姚平的朋友、原共青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庚负责筹建的青年出版社（1954年3月改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北京王府井北口挂牌成立。鉴于社内出版力量不足，通过冯亦代介绍，李庚将私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人员及机器全部收编，正在该公司的姚平于1950年6月正式调至青年出版社。
关于姚平在青年出版社的情况，我先后采访了姚平当年的同事王业康和王久安。王业康解放前夕在上海办《新少年报》，50年代初调青年出版社，后任秘书长。王久安解放前在上海开明书店学徒，1953年随书店并入青年出版社，后任发行处处长。据王久安回忆，他们夫妇俩当时与姚平同在总编室稿件科，姚平任稿件科科长。稿件科的工作十分琐碎，姚平留给他印象*深的是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负责。根本不像调查表所记“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现不好，工作不负责任”。王久安清楚地记得；1954年，社内出版诗人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封面要配一幅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画像。当时美术编辑室里没人见过毛泽东青年时代照片，寻找也很困难。没有照片作参考，谁也不敢随便动笔。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与此事无关的姚平主动找到朋友、油画家冯法祀，请他通过关系找到照片，画出了形神兼备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画像。
在王业康印象里，姚平不像领导，工作中的许多事情，不是交给底下人去办，总是自己默默承担，却又往往因与上级精神不合而费力不讨好。王业康分析，这大概与姚平多年来在社会上闯荡有密切关系。王业康认为，姚平虽然对外善于应酬，但在处理社内人际关系上却并不精明，政治运动经验更是缺乏。“不油滑”，王业康对姚平这样评价。
建国初，姚平的家庭安宁而快乐。可惜好景不长，很快便被政治运动的狂飙风吹雨打去。
姚平家住北京东单二条10号，而非调查表所记“北皇城根38号”。当时家里铺着地毯，摆有钢琴，来往朋友多为文化界名士。据姚平的朋友许慰萱回忆，姚平“能讲上海话及普通话，但却带着湖州乡音”。妻子陈慧芝原为上海虹口十六中心幼儿园主任，调京后在全国妇联下属妇女干部学校任教员。陈慧芝幼师毕业，钢琴弹得好，闲暇时家里常响起悦耳琴声。1952年，八岁的珠珠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舞蹈团学员班，与她同班习舞的有陈爱莲、李惠敏、赵汝衡等新中国**批舞蹈演员。珠珠骄傲地对我说，她的工龄就从那时算起。
在光光记忆里，父亲那时常带她到附近的青年艺术剧院和儿童剧院看话剧演出，有时还到公园玩。父亲沉静温和，从没有把自己受冲击带来的情绪传染给儿女。她说：“唯一我认为不太正常的一次是反右开始，我在《文汇报》头版看到一篇文章，上面有爸爸的名字。我当时特高兴，以为凡是上了报纸就肯定是好事儿，便兴奋地拿着那张报给父亲看。父亲看后却脸色非常不好，让我到一边玩去。多年后回忆起来，当时报纸肯定是把他作为坏人在批判。”
据调查表记录：姚平“三反时受降级处分。肃反时因历史不清被斗。大鸣大放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为右派。”概括了他在解放后磨难不断提升的“三级跳”。
据王业康介绍，“三反五反”时，姚平管辖着社里材料科的备用纸库。当时材料科有人因纸张问题被打成有“贪污行为”的“老虎”，姚平自己并不经手纸张，却被牵连，受到降级处分。此事*后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1957年反右，王业康因肺病住院逃过一劫。他与姚平、李庚曾同住东单二条一两进小四合院。据他观察，姚平家有钢琴、地毯，姚平本人抽好烟、穿西装，着装整齐干净，文艺界朋友又多，常下馆子聚会，保留了许多当年在上海做自由职业者的习惯。与社内解放区来的“土八路”形成极大反差。这在流行穿列宁装，以朴素为荣，彰显“革命”的年代，显得非常“扎眼”。
1955年肃反运动一开始，解放前姚平的“复杂”经历和社会关系就被人“盯”上了。团中央下派的运动领导小组把姚平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停职反省，交代问题。王久安说，当初不叫“肃反”叫“审干”，目的是把反革命分子从干部队伍里挖出来。王久安和爱人同在稿件科，肃反干部曾向他们追问姚平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既是启发，又是威胁：“你们是共青团员，不是要争取入党吗？如果你们不讲，就会影响你们的政治前途。”王久安回答：“我知道我肯定揭发，但没有东西，我不能胡说八道呀。”尽管王久安历史清白，出身劳动人民，但夫妇俩还是因为不积极揭发问题，被扣上立场不稳、丧失革命警惕性的帽子。肃反结束后，虽然并未查出有什么重大问题，姚平却被一撸到底，调美术编辑室设计科当普通设计员。
王久安回忆，*初大家都以为整风运动真的是想听取意见、纠正错误、改善党群关系，所以情绪高涨，出版社院子里贴满大字报。当时《中学生》杂志的主编是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叶在大字报中提出，用三千门大炮，把造成党群关系隔阂的墙轰倒。姚平随即贴出大字报回应，标题是“大炮轰在前，愿望写在后”。姚平提出了三点愿望：**，整风运动要和风细雨；第二，整风运动不要前紧后松；第三，整风精神万岁。王久安对我解释，肃反时姚平被隔离审查，对当时的凶险场面深有感触。对运动一开始的上纲上线，到*后的不了了之，非常不满。所以，他在大字报里写上了这样的话：我这个人经过肃反以后，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人员对我这个态度。我只想到我曾经在国民党的警察局里受过这样的待遇。王久安说：“当时姚平心里肯定非常不满，他连这个话都说了。仔细想想，不但是对你（姚平）了，对我们呢？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出身劳动人民，还叫我交代问题，逼得我要得神经病。”
反右开始，姚平在劫难逃。1958年3月12日，姚平被收容，随后押往黑龙江兴凯湖农场。
珠珠对我吐露了她当时的心路历程：“1957年父亲出事时我十三岁。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问中国，上级安排我们舞蹈学校夹道欢迎，谁知我连欢迎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从小爸爸妈妈和新中国剧社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很好。九岁时我就加入了少先队，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毛主席陪他到中山音乐堂看演出，组织上还安排我给毛主席献花。当时整天觉得天是蓝的，生活特别美好。所以当听到连夹道欢迎都不让我去时，人一下就懵了，感觉像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好在我很快就意识到，今后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别人谁也指望不上。政治上我是完了，再努力也没有用，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业务上好好努力。”在姚平蒙难，陈慧芝下放门头沟北京矿务局的艰难日子里，凤子承担起珠珠的生活费用，给予她呵护和温暖。珠珠在北京舞蹈学校毕业时，所有业务课都是5分。
提起给父亲写信的往事，珠珠说，“当时学校党组织找我谈话，通知父亲是右派。让我好好想想，揭发父亲对我的不良影响。我听了以后，怎么也想不出父亲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八岁到舞蹈学校，每天在集体环境生活，每礼拜回家，父亲朋友多，常要应酬，所以休息时间他也很忙，从没有很严肃地教导过我什么。只说过要我好好跳舞，以后当个舞蹈家。给父亲写信实际上是服从组织需要，表示一种革命态度。老师跟我讲他是反革命，要我和他划清界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