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6年卷) 内容简介
丛书宗旨，召集著名媒体的知名记者，就年度环境重大事件进行深度调查和跟踪，反映中国整体环境状况，现实问题以及相关的政策探讨、出路、对策等等。
本书谨慎收录和选择“绿色GDP”、“污染转移”、“江河开发”、“水污染”等12个重大问题调查，以真实、客观、公正的视角深入研究和发现，用“点”的力量通观中国2006年的环境状况和问题，展示思考和探讨的究竟和维度。
改变(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6年卷) 目录
推荐序一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推荐序二 环境记者的工作意义
2006年中国环境大事记——记者回顾
绿色GDP：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
沙尘暴：从“人定胜天”到“科学防治”
从能源看“崛起”——将战略问题放到战略位置上来思考
回望中国电力体制改革
西部江河开发与公众参与
我国风能发展为什么艰难
污染迁徙：产业转移中的发展误区
癌症与水污染
神山圣湖守卫者
草原的昨天和今天
中国环保：NGO与媒体：携手同行
2006“江河十年行”
改变(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6年卷) 节选
2006年中国环境大事记——记者回顾
近年来，有关环保的绿皮书，有官方出的，学术界出的，也有民间环保组织出的。它们从各个视角记录着中国环境问题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特殊体现。
中国的媒体在保护环境中所起到的作用，从世界环保史来看，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对此有人说，中国的媒体越位了，媒体应该保持中立。目前中国的媒体在报道中带有太多的倾向性，甚至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也有人说，中国的NGO是借媒体宣传自己，动机值得考虑。
中国媒体的越位是阶段性的。迟早要归位，是很多媒体从业人员的期盼。但在法律还不足以保障社会“肌体”健康的时候，媒体与公众参与的互动，是现阶段保护环境的有效机制之一。《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记录的正是这一群体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所见、所想、所为。
2006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环境大事（按时间排序）：
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年度报告中数据显示，中国公众普遍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非常紧迫；
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总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大范围强沙尘天气；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统计显示，全国耕地受春旱面积2.08亿亩，695万人面临临时性饮水困难：
2006年4月中国自然灾害以旱灾、风雹、低温冷冻和雪灾为主，灾情为近五年来*重；中央机关展开2006年“节能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是“从我做起，创建节约型机关”；
中国自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后启动全国化工石化项目环境风险大排查行动已告完成，被排查的7555个化工建设项目中，45％为重大风险源；
“2006年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会在一片争议声中推迟；
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截至8月15日的统计表明，我国正在遭受自2001年以来*严重的自然灾害损失。各类自然灾害造成了3.16亿人受灾，死亡2006人，直接经济损失近一千六百亿元；
影片《无极》剧组拍摄过程中对香格里拉造成破坏，被处以9万元罚款，分管副县长因负有责任被免职；
国土资源部统计显示，1-9月份我国发生地质灾害的数量*大幅度地增加，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44％；
世界银行专家在亚洲碳博览会上说，中国持续第二年成为世界*大的温室气体减排额提供者；
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对外公布《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和首批《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这标志着中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正式开始实施；
四川社科院一位离休研究员两度上书温家宝总理，引发了关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民间集体论证。此前工程在地方政府的决策下匆匆上阵，现在计划正在调整延迟。
绿色GDP课题研究小组表示，绿色GDP没有获得地方政府普遍支持，不少省份要求退出核算试点。
我们从这些环境灾难、环境事件、环境保护的案例中选取了12个题目做文章，是记者们在这些报道中，不单有话要说，有独家之言，还有对未来的忧思，这是以记者的视角留下的记忆。
**篇《绿色GDP：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一文的作者，在采访手记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对于中国绿色GDF·核算工作来说，2006年12月9日是个典型的日子：一方面，课题研究小组获得了‘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特别奖；另一方面，研究小组代表承认，‘这个奖，我们拿得很沉重。因为绿色GDP至今还没有在地方政府层面取得共识。就在这两天，已经有一些省市要求退出试点。’喜忧参半，正如评委会对课题组的评语所说，绿色GDP核算工作‘在质疑声中走出并非完美的**步’。”
《沙尘暴：从“人定胜天”到“科学防治”》的采访手记中则有这样一段：“我在电视上看到介绍西北地区一个农民，独自开垦了成片的农田，大量抽用地下水进行农田浇灌。而事实上，近年来我国西北地区土地荒漠化的一个主要人为因素，正是在本不适合农业耕作的土地上，进行了大量耗用水资源特别是地下水资源的农业生产。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些行为，可敬又可悲。”
《癌症与水污染》的采访手记让人看得心里和她写的一样，酸酸的：“不是从国家层面，也不是从政策层面，而是从民生角度来探讨环境污染造成的公众健康损害，是我习惯的行文出发点。文中的小标题均是疑问句，这不是设问，而是我真实的困惑。河南的霍岱珊在短信中告诉我，‘他们’势力十分强大，走法律途径太难太难。湖北的运建立说，‘村民们哪里懂什么起诉，连个收身份证的人都没有。住院收据都找不到，没有证据，这官司打也是输’。当他们向外界伸出手求救的时候，谁注意到他们了？注意到又怎样了呢？在他们走投无路时，他们为什么不起诉？我把这个问题不断地抛给那些在环境维权领域的先行者，结果得到的回答十分悲凉。”
《神山圣湖守卫者》的采访手记里也有类似的情感流露；“2006年9月下旬，我接到四川藏区一位喇嘛的电话，他急促地告诉我，他们家乡出了事，6个藏民，被抓起来了！他说，当地政府引入外资，开采矿山。矿山占据了当地百姓的牧场，令藏民无以为生，而且，为矿山供电而建在一个湖上的水电站，污染了百姓的水源。那一条清澈奔流的小河，是当地数千藏民的水源地，如果建水电站、开矿，会伤害他们的健康。而当地藏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是放牧，主要牧场没了，他们怎样活下去？一个矿山，将令那个世外桃源般的藏族乡村变成工业废墟。”
“因为六巴乡地处深山，没有电话信号，这位喇嘛跑到近百公里外的康定县城，才能打电话给外界求救。接到电话，我黯然神伤，他们正受到伤害，而我，帮不了他们。这样的破坏事件，将对所有人的生态环境带来什么恶劣后果。”
《回望中国电力体制改革》一文中记者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两年来一直追踪报道中国有关大江大河建坝的争论，让我痛彻地明白，任何一个大型的水电工程，并不仅仅是一个无生命的工程而已，它关系的是数以万计，或者数以十万、百万计的黎民百姓的生计及世代生活。中国西部的水电开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呈现出无序和失控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仅仅因为中国缺电吗？仅仅因为需要清洁能源吗？仅仅因为其背后有大利益集团的操控吗？事情当然没有这样简单。水电、火电开发无序有原因，大规模缺电有原因，利益集团能够介入操控有原因，所有问题的背后都涉及到一个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这些记者的报道，受众看到的当然不仅仅是站在中立立场上传递信息的冷冰冰的文字，而是融入了记者的情感和眼泪的有血有肉的关爱。
发现问题、传递信息、舆论监督、普及知识、捍卫正义，这些都是记者的职责。近年来常常听到人们称呼优秀的记者为“公共知识分子”。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也许并不是我们这本书要讨论的话题。但从我们这些记者的报道与调查中，“公共知识”，是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记者们的诠释的。
2006年我们选择的这12篇调查报告，绿色GDP、沙尘暴、全球气候变暖的思考、电力、水电、风能、污染转移、水污染与健康以及草原、神山与江河的价值，是我们集体讨论后认可为当年值得记忆的事儿，所以我们去做了调查，写了出来，希望警示今天、留给明天。
我们不敢说，未来每年都要写的《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能够像美国世界研究所每年都出的《世界报告》那样具有影响力，但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将为之努力。
绿色GDP：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
从自然资本储备中直接流入社会的生物服务，每年至少价值3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全世界的年生产总值约三十九万亿美元……如果给予自然资本一种货币价值，并假定这种资本每年产生36万亿美元的“效益”，那么全世界的自然资本的价值大约会在四百万亿一五百万亿美元之间——地球上每个人可以分到几万美元。——霍根，《自然资本论》
中国目前因为环境污染一年要损失GDP的8％-12％，大约一千四百亿美元。另外，因为环境整体退化，GDP还会损失大约三百亿美元。——英国《经济学人》
中国**份绿色GDP核算报告
2006年9月7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向媒体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次发布绿色GDP核算报告。
这份研究报告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57.4亿元，占总成本的1.2％；此外，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核算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废水排放量为607.2亿吨，COD排放量为2109.3万吨，氨氮排放量为223.2万吨；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为2450.2万吨、1095.5万吨、905.1万吨和1646.6万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为1760.8万吨，生活垃圾堆放量为6667.5万吨。
2004年，全国行业合计GDP（生产法）为159878亿元，废水实际治理成本为344.4亿元，占GDP的O.22％；全国废水虚拟治理成本为1808.7亿元，占GDP的1.13％，废水虚拟治理成本为实际治理成本的5.25倍。全国的废气实际治理成本为478.2亿元，占当年行业合计GDP的0.29％；全国废气虚拟治理成本为922.3亿元，占GDP的O.57％。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是实际治理成本的1.93倍。全国固体废弃物实际治理成本为182.8亿元，占当年行业合计GDP的0.11％；全国固废虚拟治理成本为143.5亿元，占GDP的0.09％。固体废物虚拟治理成本是实际治理成本的0.79倍。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看到结果了！”一位参加绿色GDP核算报告发布会的记者说。
此前，发布会的时问被一再推迟，先说是2004年7月中旬，后又说是8月中旬。唯一的理解是，有关部门对发布这一结果慎之又慎。*终核算结果早在2006年上半年就出来了，但在发布会召开前，无论是有关政府官员，还是项目技术组专家，对核算情况都只字不提。
慎重归慎重，但这一“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结果，还远远称不上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更不是有些人所期待和理解的“绿色GDP”，而只是“经环境污染损失调整后的绿色GDP”。
通常意义上，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应当包括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退化成本。资源耗减成本中的资源包括耕地、矿物、森林、水、渔业等五大项内容；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两大项内容。
此次公布的核算结果，只计算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而且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环境污染损失成本至少应当包括二十多项指标，此次核算只涉及了其中的十项，即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农业和材料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健康、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污染型缺水损失，以及固体废物侵占土地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专家还说，“即便在这十项环境污染损失核算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问题”。
面对这份凝聚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统计局等两个主持单位，以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规划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等技术支持单位心血的、不完整的“绿色GDP报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终确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我们不能等着条件全部成熟时再动手，那就来不及了。我们必须一项一项攻坚，开展一项成熟一项，成熟一项公布一项。”
“无论如何，做总比不做好，有结果总比没有结果好。相对得到这一结果而言，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开始了一种新工作方式，学会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位项目专家组成员说。
据潘岳透露，下一步工作组准备做两件事：一是完善核算方法，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常规工作开展下去。环保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陆续开展全国污染源普查、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和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等三项基础性调查工作，以补充本次统计的缺憾；并启动全国生态破坏损失调查，为环境退化成本的全面核算奠定基础。二是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将重点研究如何利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结果来制定相关的污染治理、环境税收、生态补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环境经济管理政策。
这番话中，“常规工作”与“领导干部绩效考核”两个点引人注目。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绿色GDP核算工作的大幕真正拉开了。
绿色GDP核算的环境伦理学基础
“自18世纪中期起，自然界受到的损害要比整个史前时代造成的损害还要大。在工业体系达到极高的水平，集聚和累积人工资本的成就达到巅峰之时，人类文明赖以创造经济繁荣的自然资本正在急剧减少，而这种损失的速率正与物质福利增长成比例地增长……由于更多的人和营业场所面临生命系统更大的压力，对经济繁荣的制约将更多地取决于自然资本而不是工业势力。”*新出版的《自然资本论》一书作者保罗·霍肯（Paul Hawken）等在该书**章如此说道。
另据《自然》杂志估算，地球自然系统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每年的价值至少有33万亿美元，而与此同时，“其稳定性一旦被破坏，将很难恢复，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
1970年代起，以**个地球日诞生、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租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等为标志，资源和环境问题开始为人们所重视。
在那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斯德哥尔摩会议背景材料《只有一个地球》中，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说：“现在地球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已为人所占有，对于地球的悉心维护已成为人类继续生存和为全世界人民创造舒适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份文件末尾有一段动情的表述：“尽管地球是捉摸不定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它*大限度地滋养着、激发着和丰富着万物。这个地球难道不值得我们热爱吗？难道人类的全部才智、勇气和宽容不应当倾注给它，以使它免于退化和破坏吗？我们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