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镜像 内容简介
曾经有一句话：“美国人的金钱掌握在犹太人的手中，而美国人的智慧却是掌握在华人脑中。”
我们曾透过一些名家名著了解到洋人眼中的中国、中国人是个样儿。今天，林语堂先生的这本《美国镜像》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不同的窗，它就像一面魔镜，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美国人的真面目。林语堂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精湛的笔锋为我们描绘了美国人的智慧、信仰、生活、人伦、哲学、民族等种种现实，使我们从中体会到了一种更加宽广的世界观，不受制于现实的是非得失，不局限于单一的道德范畴。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这个国家心灵的产物，而美国的智慧更是独有千秋…… 就像林语堂先生所说的，美国的智慧首先是生活的智慧，他们的哲学更多的是关于这个世界而不是关于天堂的，要点在于逐渐澄清滤除那些不重要的杂质，而在生活中享受。
中国的学者、中国的视角、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国学大师会面解析美国的历史、文化、思想……独特的方法和犀利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他眼中的美利坚，告诉你大洋彼岸的世事沧桑。本书是林语堂先生的一本通俗哲学著作，提出了“中国人应该向美国人学习什么？”的问题，全书的内容涉及到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生命、情感、自由、幸福、自然、宗教、幽默与讽刺、爱情与婚姻、战争与和平，等等。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创作；在本书中，林先生挥毫泼墨，收放自如，真正体现了这一风格。引用了三百余位古今中外思想家的作品，如爱默生、富兰克林、格雷森、霍姆兹、杰弗逊等等，阅读本书，犹如与大师面对面交谈，心灵会得到一次净化和升华。
美国镜像 目录
序言：冷眼旁观美利坚
**篇 生活的智慧
一、智慧的集合
二、美国人的事实观
三、对信仰的追求
四、真实还是虚幻
五、重视梦一般的虚幻
六、真正的梦想家
七、当笑比哭明智时
第二篇 生命的旋律
一、行走匆匆的生命
二、终止和永恒
三、把握浪漫主义
四、灵魂必需的极乐状态
五、“傻瓜”的幽默
六、精致的讽刺
第三篇 平凡与非凡
一、两位伟人的交流
二、生活无须道歉
三、简单的快乐
四、劳碌的英雄品质
五、让生活更有价值
六、自由的意义
七、普通民众
八、大家与小家
第四篇 幸福天堂
一、蓝色鸣鸟
二、寻求宁静
三、积极工作
四、知足常乐
五、温情中的圆滑
六、友谊的真谛
七、餐桌上的乐趣
八、茶和烟草
九、业余爱好
第五篇 哲学人生
一、凡人眼中的上帝
二、“黑色”随想
三、科学与宗教
四、一个人的哲学
五、私人信条
六、伟大的座右铭
七、为适度干杯
美国镜像 节选
**篇 生活的智慧
一、智慧的集合
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关系我们及我们国民命运的唯一问题，是生存智慧问题。只有搞清其主题和范围，智慧才能称其为智慧。其范围只能是，一定是，也许是活着的人的生存领域。我就想把问题这么简单化，丝毫不愿意涉及一个让人非常遗憾的知识分支——形而上学。活着的人的问题是一个我们了解甚少的相当广阔的领域，其中充满了人类情感和希冀；充满了使我们不时地感到羞愧的动物遗产；充满了太古的、黑暗的、地表下的欲望，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附在我们身上的恶魔；充满了我们莫名其妙的高贵感，考虑到我们的来历的确莫名其妙，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驻在我们心中的上帝；充满了了不起的智慧及其结晶；充满了我们高尚的爱国情操，对国旗的热爱，铜管乐队带来的激动以及国际战事中并不光彩的屠戮。世界，生生息息的世界，是一个经
常被人谈起的话题，有时候谈论得过多了。难道我们不可以不提不朽的问题吗？这应该是死者的合适话题和领地。对我们来说，他们死了，假如他们没有死，他们将从更好的角度讨论他们知道的一切；我们只有穿过阴阳界才能对此了解更多。我希望他们处理问题比我们的运气要好。爱默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关于不朽的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对其他任何解决方案都不满意。”——一句广为引述的名言，它会继续流传下去。证据本身含有消极的成分，依赖于我们思想中的某种主观欲望。但是，由于使用了形容词“众所周知”，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否则，人们也不会引用得如此广泛。然而，一个中国人也许会这样说，说得同样恰如其分：“关于死亡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都翘起了我们的脚趾（代指死亡）。”因此，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智慧的范围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我们都会死去，但在这短暂的几十年间，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生命才*有价值呢？
“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幸福的开端。”乔治·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说。桑塔雅那只用一句话似乎就为我总结了关于智慧的适当领域，以及美国人的所言所思之精华。我知道，从知识结构上来看，桑塔雅那是一个在欧洲大陆出生的拉丁人；他的母亲是美国人，他先后在波士顿和坎布里奇成长和讲学，从这方面来说，他是个美国人。可实际上他是个游历四方的学者。我想提他，是因为，如果缺少了这位人类和自然主义智慧的巨擘，对美国智慧堪称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思想高屋建瓴，仿佛高山顶峰修造的一座城堡，空气虽然稀薄，但依然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
但是，了解人类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并非西方哲学的特征。悠闲地沉思，而对生活现实不闻不问，对我来说，似乎包含了西方正统哲学的全部内容——思考不朽、自由意志、绝对真理、绝对本质、绝对物质、知识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经一本正经地说道：“针对知识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发表的言论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科学正在迅猛地发展，哲学家们却在询问知识是否可能。”也许此后杜威对此给予了正确的补充——“他们认为知识是不可能的。”自由意志问题如何提出来，本身就表明思考的悠闲性。任何一个人，如果侍者问他需要茶还是咖啡，加不加奶油，冷的、热的还是冰的，锡兰茶还是中国茶，加柠檬还是牛奶，加一块、两块还是三块糖，那么，他知道他是自由的。任何凶手，做完周密的计划之后，都清楚*终是否实施完全靠他自己拿主意；甚至由于仇恨、妒忌或恐惧造成的不正常的短暂的意志麻痹也只会证明正常意志在起作用。然而，在讨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方面已经浪费的笔墨足够一头河马畅游其中。
在这些西方哲学家们的眼中，知识和意识存在着完全的区分；事实上，过去三百年间，二者之间一直相互猜疑，争执不断。西方哲学家，从他全部思考的证据来看，被认为是对自己的意识不信任。在选用茶或咖啡时，他甚至不能遵循自己的思维过程。也许，只有威廉·詹姆斯曾经十分直白地说道，在坎布里奇结束一次演讲之后，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漫步于三一大道或牛津街上。也许，把西方哲学家仅仅描绘成一个怀疑自身存在的人过于简单化了；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是西方哲学的愚昧。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美国人强烈的事实感是如何坚持不懈地对抗这一散漫的无用论的。但是此刻，我可以借鉴一位*睿智的现代美国人——克莱林斯·戴伊（Clarence Dav）的看法，他的话语富有幽默感和洞察力，他曾说：“太多的道德卫士开始演讲时都轻视事实，轻视他们也包含其中的人。轻视是他们的自由，但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作为道德卫士的资格。他们的感觉使他们忽视了作为讲学者应该具备的义务——‘去发掘人类行为中*闪亮的部分，而不是把一系列不可能摆在他的面前并且告诉他如果他不解决这些不可能，他就应该受到诅咒。’”
智慧主要是一种均衡意识，更是一种对我们人类局限性的把握。一些人绞尽脑汁试图弄清楚精神、本质和物质，哪个代表了*终的绝对性；他们绞尽脑汁只为追求其中的快乐，不会摧毁宇宙。宇宙继续运转，生命不断延续，丝毫不理会他们的存在。有人曾发表言辞巧妙的评论，称伯特兰德·罗素对上帝发怒是因为上帝并不存在，因为如果上帝存在上帝肯定愿意毁灭他。因此，对我来说，智慧就是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不是什么身份，比如我们并不是上帝，同时面对生命的本来面目。换言之，智慧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是对生活和常识的思索。约翰·杜威，美国精神的典范，借助相对简明的方式，诠释晦涩难懂、冗长乏味的抽象哲学，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在努力地告诉我们要依靠经验、相信经验，他曾经也将其与人类常识相提并论。
很久以前，有一个美国人无须重新积累自己的常识，因为他一直具备着常识。他有非凡的天赋、理想的出身，他的母亲快乐地生活在世上，心满意足。他也心满意足。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闪电爱好者、女性倾慕者，同时又是一位思想者。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世界该干什么，美国该干什么。我们又有谁能够这样说呢！
因此，我希望从这位*睿智（或许也是*伟大）的美国人身上开始对美国智慧的探索，以便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思索。一切哲学，人类的一切深邃思想，无疑都起源于如何看待这个星球上的人的寿命的短暂和虚幻。一旦真诚地去面对，人类常识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1778年，富兰克林居住在帕西，当时是巴黎的郊区。一天，他在布里昂夫人的陪同下，到两里格（等于三英里）以外的约里磨坊——塞纳河上的一个岛屿，去参加一个文化人的欢乐聚会。在那里，富兰克林观察到一种名叫蜉蝣的昆虫，其寿命还不足一天，于是就写了下面的一则小品文，之后迅速地传开，巴黎文化圈里的朋友们争相传阅。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向布里昂夫人献殷勤，他正在追求布里昂夫人，而后者的丈夫当时还活着。求爱的结果是，富兰克林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即这位法国贵夫人的青睐，他称之为“基督的慈悲”。然而，从此，在布里昂夫人的经常鼓励下，他创作了大量的小品文，这些小品文成为他*优秀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他成为了一个天才作家。“对于离开此世的蜉蝣来说，声名算得了什么？”——本杰明·富兰克林
我亲爱的朋友，您也许还记得，我们上次在约里磨坊参加欢乐聚会时愉快地度过的那一天。公园里风光秀丽，参与者风雅得体。我们俩常常一起散步，有一次，我停留了一会儿，而其他人都已经往前走了。我们曾经看到过无数蜉蝣的尸体，那是一种两翼昆虫，据说它们在一天之内就会有好几代生死变化。这一次，在一片树叶上我偶然发现一群活着的蜉蝣，它们好像正在谈论什么。你知道，我了解所有低等动物的语言。我大量地研究它们，因此，我才在你的鼓励下取得了一点点进步。我怀着好奇心，想听一听这些小生命的对话。但是它们以其独有的种族活力，三四个同时讲话，所以我很难听清楚。尽管如此，我断断续续地也能听出一些内容，原来它们正在热烈地争论两个外族音乐家谁更优秀，一个是纳，另外一个是蚊。它们全神贯注地争论着，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短暂，好像有把握活到一个月似的。它们真是无忧无虑，我这样想道；统治它们的政府一定是明智的、公正的、温和的，没有牢骚、没有争斗，所以才会有闲情逸致去比较外族音乐家的优劣。我转过头来，看到一只花白头发的老年蜉蝣独自待在另外一片树叶上，正在自言自语。它的独白让我兴致勃勃，于是我把它记录下来，期望也能博得她的嫣然一笑。我对她感激不尽，因为她带给我*大的快乐，和她待在一起，我感到无比和谐和满足。
老蜉蝣说：“在我们的种族中，学识渊博的古代哲学家们认为，在约里磨坊这片广袤的世界里，我们的寿命不会超过十八小时，我想这是不无道理的。太阳给天地万物带来生命，可是在运行过程中，它已经明显地向我们地球尽头的海洋倾斜过去。*终它会走完全程，消失在我们周围的海洋里，我们的世界因而陷入一片黑暗和严寒，于是，一切都将死亡、毁灭。在这一行程中，我已经生活了七个小时，足足有四百二十分钟，这是一段了不起的时期。我们的种族中有几位能如此长寿！我经历了好几代蜉蝣的出生、成长和死亡。我现在的朋友是我年轻时朋友的子孙，而我原来的朋友，唉，都早已离开此世了！而我不久肯定也要随之而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说我现在身子骨还算硬朗，但我也不能指望再活上七八分钟了。那么，我在这片树叶上辛苦劳作采集蜜露，而我自己又享受不到，我这是何苦呢！为了这片灌丛中的同胞的利益我参与了一次次政治斗争，为了我们种族的普遍利益我从事哲学研究，我又是何苦呢！在政治运动中，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法律又有何用？我们现在的蜉蝣种族将在几分钟内腐败下去，就像其他更古老的蜉蝣种族一样，*终堕落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在哲学上，我们取得的进步多么微不足道！呜呼，哲理无边，生命苦短！朋友们总是安慰我，说我已功成名就，身后留芳；说我品德高尚，一生荣耀。可是，对于离开此世的蜉蝣来说，声名算得了什么？假如宇宙万物乃至我们的整个约里磨坊天数已尽、行将毁灭，对于十八个小时的历史应该作何评论呢？”
对于我来说，经过孜孜不倦的追求之后，我依然能够享受的真正快乐唯有对如何不虚掷漫长生命的思考，几只优秀的雌性蜉蝣的至理名言，还有布里昂夫人那永远亲切的笑容和话语……——《蜉蝣——献给布里昂夫人》
蜉蝣（Fuvu），其寿命不到二十四个小时，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曾提到过这种昆虫。庄子经常利用鸟兽中的庞然大物和瘦小精灵来说明生命现象的相对性。他曾经通过自己写的故事“微生物之战”试图向世人证明战争是无济于事的。魏王，就像现代的许多统治者一样，陷入了战争与和平的两难境地：敌人撕毁了和平协议，他想复仇。一位将军建议刺杀撕毁协议的人，另外一位将军建议带兵攻打敌国，还有一位将军为耗费大量人力建造的城池将要遭到毁坏而感到痛心。准备战争和不发动战争的决定似乎都欠考虑，魏王为此十分困惑。（我之所以愿意讲中国的这个故事，是因为现代人也处于同样的困境。）一个道教徒（戴晋人）觐见魏王，告诉他在道家学说中可以找到解决方案。魏王向他讨教其中缘由。道教徒问魏王：“您听说过一种叫蜗牛的小动物吗？”
“听说过。”
“在蜗牛的左触角上有一个王国，叫作触氏；在蜗牛的右触角上也有一个王国，叫作蛮氏。两个王国为争夺土地连年战乱，每次争战，死者成千上万。当一方获胜，追扫残兵败将就得花半个月时间才能回到自己的国土。”
“的确如此！”魏王说，“你在给我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吗？”
“这绝对不是虚构的故事。请问，您认为宇宙空间有止境吗？”
“没有止境。”魏王回答。
“那么，假如您展开想象力驰骋于无边无际的宇宙领域，再回过头来看看这熙来攘往的小小人间国土，是不是觉得您的王国若有若无、微不足道呢？”
“是这样。”魏王回答。
“那么，”道教徒说，“在这熙来攘往的小小人间国土之中有个魏国，在魏国之中有个大梁都邑，在这个梁都邑中才有了陛下您。您认为，魏王您在宇宙中和蛮氏的国王在蜗牛触角上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区别。”魏王说道。道教徒告退。魏王惘然若失。
二、美国人的事实观
美国思想中*显著*清楚的事实之一是美国人强烈的事实观。这一理论将愉快地抛弃大量僵化的哲学体系而去热烈地追求生活经历的多变性。它小心翼翼地发展着，直到有确切的把握并且对其颜色、结构、重量、价值进行一定量的实践检验，才可能接受或者崇拜某种理念。从爱默生到詹姆斯、桑塔雅那，再到笛卡儿，其理论发展一脉相承。一个典例就是著名的问题“我是否存在”，也许是所有哲学问题中*无聊的一个。笛卡儿经过思考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家。人们也许会问，笛卡儿用初步证据证明自己的存在是不真实的，他究竟又是如何认为自己的思考是真实的呢？这标志着欧洲哲学黑暗时代的开始。一个欧洲哲学家即使否认自身肉体的存在，也会坚信意识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并且完全从意识出发建立一个宇宙，随后带着某种母性的自豪，认为宇宙是自己的一个孩子。毋庸置疑，其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宇宙存在于我心，而不是我存在于宇宙中。
对于这种荒谬可笑的德国理想主义，一些美国哲人是如何应对的呢？事实非常令人鼓舞。1820年，托马斯·杰弗逊在信中对约翰·亚当斯说道：“你在5月12日的一封令人困惑的来信中谈了对物质、精神、运动等的看法，请允许我对此谈谈自己的意见。满篇的怀疑论调令我辗转反侧，我读一会儿，放下；再读，又放下，反复多次；为了让大脑放松一下，*后我不得不再次回忆起那句熟悉的话安慰自己：‘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对一个注定生活充裕、事业成功的民族来说，这是极大的慰藉。1848年，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在给哈里逊·布莱克（Harrison Blake）的信中说：“我就是现在的我，或者说我开始成为现在的我。我生活在现在。我只是铭记过去展望未来。我热爱生活……我知道我存在。”1854年，沃尔特·惠特曼写道：“我知道我是现实存在的、健全的……我以现在的状态存在着——这就足够了。假如其他人没有意识到，我会满足。假如人人都意识到了，我也会满足。”（《自我之歌》）我认为，这是一些揭示真正的美国精神的重要言论。也许，霍姆兹法官在散文《理想和疑惑》中对这一现状作了*好的总结：“倘若世界如我所想，我就是我所了解的唯一宇宙中的上帝。然而，尽管我不能证明自己十分清醒，我相信我的邻居们像我一样存在于斯。如果我承认这一点，也就会很容易承认，我在宇宙间，而并非宇宙在我心。当我提到某物是真实存在的，我的意思是我忍不住会相信它……但是，由于许多宇宙能做的事情我也忍不住去做，我不敢冒昧地认为我思维方式上的无能就是宇宙的无能。因此，我把真理定义为关于自身局限性的体系，而把绝对真理留给那些真正有准备的人去思考。”这对我来说颇有道理，这对于任何美国人来说都颇有道理。另外，霍姆兹在散文《自然法》中表明了对这种状况的满意：“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源自于宇宙，而不是宇宙源自于我们，我们必须承认在谈论没有理性的物质时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满足？为什么我们运用宇宙给予我们的能量公然对抗宇宙，向上天挥舞着拳头？对我来说这显得十分荒唐。”
睿智、多思的美国人还在沉思着，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上述理论的不认同。也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爱默生其人其事。评论家们认为，爱默生理论不成体系，并以此而闻名。这对于保罗·埃默尔·莫尔（Paul Elmer More）来说，去感受歌德（Goethe）、康德、费希特和谢林（Schelling）的影响的确有点困难。可以想象，如果爱默生能够把他的思想梳理成一种思辨体系——其思想精髓是难以想象的——这只能有助于某个研究生相当轻松、相当精确地撰写一篇博士论文。但是，这对于思想家爱默生又意味着什么呢？爱默生的思想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中，总是与现实自由地亲密地接轨，如果那样的话，他的思想将全部变为“固态”，他的宇宙也变为“固态”，这会让威廉·詹姆斯大为震惊。他们获得了精确的理论纲要，同时却失去了思想的流动性，失去了与新的生活经历不断接触的机会。他对得出*终结论成为一成不变的“固态”理论表示难以忍受、困惑不解并断然拒绝，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桑塔雅那用来描述威廉·詹姆斯的形容词用在爱默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追求多变、时断时续、自我间断”，以免真实的生活擦肩而过，以免我们成为某种体系棺木中的僵尸。爱默生对现状一直表示不满，一直担忧无法获取全部真理，一直怀疑由分类体系支持的真理的各个方面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某些片段，于是他就中断自己的探求，并因此而闻名遐迩。他一直因为现实生活本身而感到困惑。比如，他看见一个女子在大街上走过，感到不知所措。作为一个新英格兰人，他感觉到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思想，以适应这样的现实、这样的生活片段。在《唯名论者和现实主义者》一文中，他对此袒露心迹。在文章末尾，他坦言了自己的思想历程：“我们拥有虚无，为虚无而奋争，只是有时候我们转而摧毁虚无。我们极力嘲讽愚昧无知嘲讽感知生命；此时，偶然路过一位漂亮的女子，一个鲜活的生命，她快乐幸福，她神采飞扬，她全神贯注，使*普通的祷文显得完美和谐；目睹这一切，我们钦佩她喜欢她，钦佩并喜欢她的言行举止，我们会说：‘看哪！美丽的地球上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因为书籍、哲学、宗教、社会、关怀而过早成熟抑或香消玉殒！’这，暗示了对我们自己与他人长期以来的所有热求和成就的背叛和蔑视。”因而，当爱默生走出非国教教徒集会场所或是新教会场，走出喧闹的布道大厅，他就会听到自然界对他窃窃私语：“渺小的先生，为什么如此狂热？”这一句轻轻的耳语成了爱默生得救的福音，也成了随后威廉·詹姆斯得救的福音。
美国镜像 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年10月3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