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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爱国

网友投稿  2022-09-14 00:00:00  互联网

左起:白正国、方德植、苏步青、杨忠道、谷超豪 资料图片

    谷超豪、胡和生、李大潜主编的《文章道德仰高风——庆贺苏步青教授百岁华诞文集》一书和其后出版的《奋斗的历程——谷超豪文选》一书,都收入了一张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摄于1991年,是年苏步青89岁,方德植81岁,白正国75岁,杨忠道68岁,谷超豪65岁。他们是苏步青教授创建的浙江大学微分几何学派中的5位温州籍数学家,都是温州中学的校友。

    自1902年孙诒让怀抱“富强之源,在于兴学”之理念创校起,就为这所学校的文化打下了“开放融通、体用相函”的底色。具体来说,办学始终怀抱家国情怀。此其体。在制度文化上,讲求守正出新;在教师文化上,讲求和而不同;在学生文化上,讲求君子不器。此其用。就是在这样的学校文化中,五位先生的中学时光,牢牢地将读书与时代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阅读之广泛与深入,令人叹服;他们的情怀之浓厚与炽烈,令人感动。

    “文学、历史知识辅助我登上数学殿堂”

    1915年夏,苏步青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温州中学。刚入校时,他喜欢看《左传》《史记》等。第一堂语文课,陈老师便布置了一篇作文《读〈曹刿论战〉》,两节课内,苏步青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老师的评语是:有《左传》笔法。但陈老师还是找来了苏步青,问:“这篇文章可是你自己写的?”苏步青肯定地回答了老师,并说明此文模仿了《左传》的文章笔法。陈老师要他背诵《左传》中的一篇文章,他背诵如流。陈老师力荐给洪彦远校长,洪校长大加赞赏,并贴到学校布告栏作为范文。历史老师是举人出身,他也是位惜才之人。有一次,老举人在课堂上提问:“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何在?”苏步青引经据典,并把贾谊的《过秦论》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老举人拈须而笑,甚至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珍藏《资治通鉴》等史书借给苏步青。

    苏步青一度立志要在中学四年读完《资治通鉴》,在他读到三四十卷时,因为杨霁朝老师的到来,改变了他的主攻方向。事情发生在1916年,也就是苏步青读二年级时。第一堂数学课,杨老师竟然没有讲什么数学题目,而是大讲特讲当时的世界形势,他的话掷地有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责任救亡图存!要救国,就要振兴科学,发展实业,就要学好数学。”苏步青的灵魂被震撼了,他在文章中写道:“杨老师直截了当地宣传‘科学救国’的道理。……我终于向杨老师表示:‘我想多学点数学,请多加指教。’”他常常阅读杨老师带来的科学杂志里的数学知识和习题,那些很有意思的习题把他吸引住了,过去读文史书籍的时间,几乎都用来钻研数学了。

    四年求学,他从没逛过温州当时最繁华的五马街;除了生病,也从没在22点前上过床;寒暑假回家,白天地里干活,晚上灯下钻研。“为了证明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一定理,我采用大同小异的二十种方法,并写成一份论文,被送到当时浙江省的一个学生作业展览会展出。”中学时代,苏步青已颇具研究精神了。除了杨老师,陈叔平、洪彦远对苏步青的影响一样巨大。温州中学80周年校庆时,苏步青手书贺诗一首,其中有“岷老(指洪彦远)怜余如幼子,叔师训我作畴人”的诗句。回忆中学时光,苏先生曾说:“深厚的文学、历史基础是辅助我登上数学殿堂的翅膀,文学、历史知识帮助我开拓思路,加深对数学的理解。以后几十年,我能吟诗填词,出口成章,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初中时的文理兼治的学习方法。”

    要救国就要学好科学

    方德植先生1924年考取温州中学,1926年升入高中。他入学的时候,正是朱自清结束该校教职不久,他擎来的新文学火炬在这里大放光明。方德植深受新文学新思想的影响。他的数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这得益于他的一套方法:一是强化对书中基本概念和定理的理解;二是训练运算的技巧和逻辑推理;三是表达清楚,让人看得懂。同时,方德植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他与许多同学一起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夜以继日地在有关商店搜查日货,把清查出来的日货集中起来,予以烧毁。他们不畏强暴,成立了温州学生联合会,方德植当选为主席,继续组织领导温州地区的学生进行抵制日货的运动,焚烧了数以吨计的日货。当时,有一些商人通过种种渠道向他求情,但遭到了年仅18岁的方德植的严词拒绝。他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为了继续学业,他被迫离开温州。1929年夏,他以同等学历同时考取了四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劳动大学、浙江大学。最终他选择了浙大数学系。

    白正国先生1933年在浙江省初中应届毕业生会考中,名列温台考区第一,进入高中后,学习更加刻苦努力,在各门课程中,他尤其喜爱数学。当时高中部的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程教科书都是英文版。白先生特别感兴趣的两本书是英文版塞尔孟的《二次曲线》和严济慈的《几何证题法》,他还自学了《微积分》与《射影几何》。1934年秋,36名高中学生组成“自然科学研究会”,该研究会“以增进科学与生活的联络,并引起研求科学之兴趣为宗旨”。其后两年出版了两期《自然科学》会刊,该刊卷头语认为:“教师若要教学生成器,须多多在课外设法,这是毫无疑义的。”白先生中学时期的研究成果《轨迹问题》就发表在这本刊物上。

    据温州中学校史记载,1939年侵华日军炸毁学校,5月,学校第一次迁址,25日,初中部12个班376人迁往青田水南,以栖霞寺作为教室,借用祠宇和租用民房为生活用房;高中部6个班212人迁往村头,用旧木料兴建三层楼房一座,并租用民房为住房,以竹子搭成的草棚为教室。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疾病来袭,疟疾、疥疮在师生中流行。但教师未因此降低教学质量,学生也未因此放松学习。

    杨忠道先生是“31春”的一员,“31春”特指该校高中部创建以来第一届春季毕业的那一级学生。据校友回忆,杨先生在校时就翻遍图书馆馆藏的大学数学书籍,每道练习题都不厌其烦地逐一计算过,在校期间他撰写《8M±2次之幻方》的学术论文,以至陈仲武老师对其他学生说:你们数学有难题可以问阿道(即杨忠道先生)。陈老师还将自己珍藏的一本英文原版的微积分书交给他,叮嘱他好好读。当时为防备敌机骚扰,学生们常在露天上课。据校友美术家张树云回忆,有一天陈楚淮老师带同学们到山坡上课,因人多地少,在临时课堂中还要腾出一条通道让农民挑粪,然教师高声朗诵,同学凝神谛听,一如平常。外面局势变动不居,同学们也随时准备迁徙,只要屁股一着地,就开始学习。

    课外阅读为他的数学加分

    谷超豪先生1938年春进入温州中学,他非常注意学习效率,争取主动。通常考试是学生最紧张的时候,他却不紧张。班里有的同学临考前还有不少疑难问题,他也很乐意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也提高自己。数学和物理是他最喜欢的课程,同时他很重视作文,写作文时常常不打草稿,课内完成。作文得了很多“优”和“优加”的评分。这跟他喜欢课外阅读是分不开的。初中一年级时他痴迷武侠小说。他的哥哥谷力虹叫他不要再看武侠小说了,介绍了3本书给他,一本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本是苏联译本伊林著的《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一本是数学的普及读物。《十万个为什么》让他学到许多科学知识,那本数学读物则提高了他学习数学的兴趣,使他开始有“概率”的概念,他还清晰地记得,书里讲到用3个9拼成一个最大的数的问题。而《大众哲学》以通俗的语言、有趣的事例,讲解了什么叫“唯物论”,什么叫“辩证法”,这对谷超豪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高中时谷超豪读过一本叫《数学的园地》的课外书,让他接触到微积分的初步概念,这也让他对数学越发感兴趣。谷超豪回忆说,高中语文老师董朴垞“除教课外,还教我们读太史公的《史记》,我们学了《史记》里的许多历史故事,印象十分深刻”,“深深为司马迁优秀、悲壮的文笔所感动”。词学大师夏承焘来学校兼课,虽然不教谷超豪所在的班级,但他和一些同学还是有机会去旁听,“我听过他对杜甫的《月夜》和苏轼的《临江仙》的讲解。经过他一指点,简朴的语言所蕴藏的深沉的感情和意境便深深映入我的脑海,回味无穷”。那时,他常常自己阅读《唐诗》和《庄子》的部分篇章,对古典文学著作非常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的潜移默化,对于我的数学思维,也许已起了一定的作用”。

    谷超豪还是学校“五月读书会”的重要成员。读书会诞生于1939年春夏之交,是当时校内组织规模最大、活动时间最长、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个进步读书会。那里有马恩列斯原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经典著作,左翼作家的文艺作品等。读书会的活动始终与现实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1940年3月,谷超豪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还不满14岁。他忘不了少年时代所经历的家国之痛,62年后,他仍清楚地记得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18架飞机从头顶飞过。他忘不了人生起步,大哥指路,在《悼念大哥谷力虹同志》一诗中写了大哥指导他阅读《大众哲学》和《论持久战》的情景,情真意切。从诗题中就可以看出,血缘亲情和革命感情的交织交融。

    (作者系浙江省特级教师,任教于温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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