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陈平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该书自序中他写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我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既是潜心思索的对象，也是自我反省的镜子。问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曲折，五四始终是我的‘最佳对话者’——其具体思路及举措，不无可议处；但作为整体的生气淋漓与丰富多彩，至今仍让我歆羡追慕不已。”经由“触摸”历史具象而“进入”历史时刻，是陈平原独特而“有趣”的努力。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青年的永恒记忆。值此纪念日，经由陈平原的文字，让我们再次回望它。（任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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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俞平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回顾与前瞻》，谈到作为当事人，“每逢‘五四’，北京大学的同学们总来要我写点纪念文字，但我往往推托着、延宕着不写”。之所以如此“矜持”，表面的理由是作为“一名马前小卒，实在不配谈这光荣的故事”；可实际上，让他深感不安的是，关于“五四”的纪念活动，很大程度上已经蜕变成为“例行公事”。
从1920年5月4日《晨报》组织专版纪念文章起，谈论“五四”，起码在北京大学里，是“时尚”，也是必不可少的“仪式”。如此年复一年的“纪念”，对于传播“五四”运动的声名，固然大有好处；可反过来，又容易使原本生气淋漓的“五四”，简化成一句激动人心、简单明了的口号。这可是诗人俞平伯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有了如下感慨：
在这古城的大学里，虽亦年年纪念“五四”，但很像官样文章，有些朋友逐渐冷却了当时的热情，老实说，我也不免如此。甚至于有时候并不能公开热烈地纪念它。新来的同学们对这佳节，想一例感到欣悦和怀慕罢，但既不曾身历其境，总不太亲切，亦是难免的。
出于对新政权的体认，俞平伯终于改变初衷，开口述说起“五四”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几十年间，忠实于自己的感觉，拒绝随波逐流，基本上不使用大话、空话、套话，使得俞先生之谈论“五四”，始终卓然独立。
有趣的是，用如此笔墨谈论“五四”的，不止俞氏一人；以下所列十位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大都有此倾向，只是作者的“兴致”与“才气”不一定像俞先生那么高而已——
杨振声《五四与新文学》《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回忆五四》；孙伏园《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回忆“五四”当年》；王统照《“五四”之日》《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四日》；许钦文《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忆沙滩》《鲁迅在五四时期》；郑振铎《前事不忘——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意义》《“人”的发现——为纪念“五四”作》《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五四和六三》《五四回忆片断》；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五四”断想》；俞平伯《回顾与前瞻》《五四忆往——谈〈诗〉杂志》《“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冰心《回忆“五四”》《回忆五四》《从“五四”到“四五”》；川岛《少年中国学会》《五四回忆》《五四杂忆》。
“五四”运动值得纪念，这点毫无疑义；问题在于，采取何种方式更有效。大致说来，有三种策略可供选择。第一，“发扬光大”——如此立说，唱主角的必定是政治家，且着眼于现实需求；第二，“诠释历史”——那是学者的立场，主要面向过去，注重抽象的学理；第三，“追忆往事”——强调并把玩细节、场景与心境，那只能属于广义的“文人”。无论在政坛还是学界，前两者的声名远比个人化的“追忆”显赫；后者因其无关大局，始终处于边缘，不大为世人所关注。
我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些个人化的叙述，既基于当事人的精神需求，也着眼后世的知识视野。对于有幸参与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文人来说，关于“五四”的记忆，永远不会被时间所锈蚀，而且很可能成为伴随终身的精神印记。1950年代中期，王统照撰文追忆“五四”，称“我现在能够静静地回念三十五年前这一天的经过，自有特殊的兴感。即使是极冷静地回想起来，还不能不跃然欲起”；1970年代末，当来客请周予同讲讲他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时，“他感慨地说：‘老了老了！’激动地哭了，很久才平静下来”……
至于俞平伯所说的“不曾身历其境”、虽十分仰慕但“总不太亲切”的后来者，其进入“五四”的最大障碍，不在理念的差异，而在实感的缺失。作为当事人，孙伏园尚且有“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的担忧，从未谋面的后来者，更是难识庐山真面目。借助俞、谢等先辈们琐碎但真切的“追忆”，我们方才得以比较从容地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
倘若希望“五四”活在一代代年轻人的记忆中，单靠准确无误的意义阐发显然不够，还必须有真实可感的具体印象。对于希望通过“触摸历史”来“进入五四”的读者来说，俞平伯、冰心等人“琐碎”的回忆文字，很可能是“最佳读物”。
对过分讲求整齐划一、干净利落的专家论述，我向来不无戒心。引入“私人记忆”，目的是突破固定的理论框架，呈现更加纷纭复杂的五四图景，丰富甚至修正史家的想象。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它更可能提供一种高头讲章所不具备的“现场感”，诱惑你兴趣盎然地进入历史。当然，岁月流逝，几十年后的回忆难保不失真，再加上叙述者自身视角的限制，此类“追忆”，必须与原始报道、档案材料等相参照，方能真正发挥作用。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似乎谈论“五四”，只是为了今日的现实需求。我怀疑，这种急功近利的研究思路，容易导致用今人的眼光来剪裁历史。阅读八十年来无数关于“五四”的研究著述，感触良多。假如暂时搁置“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之类严肃的叩问，跟随俞平伯等人的笔墨，轻松自如地进入历史，我敢担保，你会喜欢上“五四”，并进而体贴、拥抱“五四”的。至于如何理解、怎样评判，那得看各人的立场和道行，实在勉强不得。
说白了，我的愿望其实很卑微，那便是：让“五四”的图景在年轻人的头脑里变得“鲜活”起来。
（选自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