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怀(1893—1978),福建莆田人,曾于美国西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回国后任厦门大学教育主任兼总务长,并创办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先后任副校长、校长。他与马君武、王伯群一道创立的大夏大学与南开大学并称,时人有“北南开,南大夏”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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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22日,厦门大学学生会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举行了一场颇有“凉意”的会议,主题是“决定校长的去留”。学生会以全体学生的名义“函请校长退位”,改革校务。学生不能接受“读孔孟之书,保存国粹”的校长。但校长不仅没有退位,还公然殴打集会学生。厦门大学欧元怀等教授目睹校方的种种无理举动,深为不满,据理力争。此举竟为校长所嫉视,于是提前解除了聘约。欧元怀等教授带着厦门大学的一拨学生来到了上海。
厦门大学当时有400多名学生,选择离开的有320名,面对这么多学生,该何去何从?欧元怀只好再办一所大学。学校初名“大厦大学”,后定名为“大夏大学”,以表明学校由“厦大”蜕变而来,并寓光大华夏之意。
于是,后来新中国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在这里正式起步……
就在这一年的7月7日,欧元怀向社会发出了《大夏大学临时筹备处成立通告》。一所大学的成立,很显然不是创始人发一份通告就可以的,欧元怀手里只有厦门大学跟来的教授和学生,社会并不认可,校舍难找,经费不足,甚至连新报名的学生都没有。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欧元怀当时的生动写照。没有校舍,没有经费,没有学生,但有吃苦的精神。欧元怀提出“三苦精神”: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
作为大夏大学创始人的欧元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苦筹经费”。他选择了几种渠道,第一是向学生预收50元学费,再向社会募捐。1925年,大夏大学向银行借钱建设胶州路校舍,这笔借款是用马君武(大夏大学首任校长)的房产作抵押的。到1930年,大夏大学开工兴建中山路校舍,学校用中山北路的地产作抵押。甚至,欧元怀父亲七十大寿时,收到的5000元也被欧元怀“挪为校用”。用父名在大夏设立奖学金,每年提取息金500元奖给6名学生。
家国多难,世事尤艰,办学同样也苦。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大夏大学率先西迁到贵州。校长王伯群去世,时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的欧元怀立刻辞去公职,回到大夏大学接任校长。他首先面临的就是搬迁。
欧元怀在家国危难之际,一手向外,请赤水县县长何干群拨借校舍,请贵州省政府发放护照;一手向内,让学生从贵阳赶往赤水上课。从贵阳出发到赤水,历时整整3个月,直至1945年3月才抵达,好在600名师生和700箱图书全部安全到达——同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浙大西迁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壮举。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正是这样的吃苦精神,才造就了绵绵不绝的中华文化。没有办法搬迁的上海校舍,在日寇的炮火中化为了灰烬……当时的大夏大学教师陈旭麓说:“欧(元怀)、王(毓祥)两校长于危难之日,受校董会付托之重,出任正副校长,不以穷困易其操,不以简陋馁其气,奋二十年前创校之壮志,披荆斩棘,老而弥坚,本校乃得化险为夷,继闳讲舍于黔北。”终于,在1946年,欧元怀带着莘莘学子回到申江之畔,继续大夏的征途。
从欧元怀接任大夏校长开始,到大夏与其他学校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的1951年止,多年来他苦心经营,大夏大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初创时,仅有厦门大学追随的百余名学生,到1949年春季学生人数已增至3000多人,成为文、理、工、商、法等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这完全是以欧元怀为核心的大夏大学创始团队苦干出来的。欧元怀说:“大夏精神是‘苦干实干’,是‘自强不息’,是‘师生合作’,这三句话交织成一个答案,是它永远在进步。无论物质与精神,我们都要操之在我,向前迈进。”
1951年,高校院系调整。大夏大学绝大部分院系并入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政治、法律、经济、会计等系大部分并入复旦大学,小部分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校址设在大夏大学原址。
苏子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欧元怀再也不用苦心经营了,大夏大学走进了另一段历史……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