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冢，高坟也”。人生有涯，入土为安，所以冢随处可见。这个意义上的冢与风流无涉，风流之事须待风流之人——历史上的风流人物为我们留下了剑冢、笔冢、印冢、花冢、茶冢，除此之外，值得重视的还有诗冢。
《全唐文》收录了刘蜕《梓州兜率寺文冢铭》一文，文章道：“文冢者，长沙刘蜕复愚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也。”据清光绪十年刻印的《射洪县志》记载：“文冢在射洪县北一里，涪江东。唐大中时刘蜕流寓射洪，聚所为文埋葬于此，故名。”虽说是“文冢”，但刘蜕所埋，除了文之外，无疑也包括了诗，这可能是可考的最早诗冢了。尽管无法统计在历史长河中有多少诗冢，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一处诗冢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一段情怀，值得钩沉探赜、抉奥阐幽。
程善之在《骈枝余话·诗冢》中记载：“当涂城西南数十里，枕江带山有所谓诗冢者，故老相传明季尝有人葬诗稿于此。”葬诗人为邑富人黄氏女名爱珠者，因为聘于不识之无的商贾，有彩凤随鸦之憾，便在出嫁前“出诗文稿数巨册，亲自埋之……伏地大哭，哀声动人”。由于悲哀过度，以至“昏扑于地，家人舆以归”“嫁后夫不能文，女手未尝近文墨，如是者十年”，后郁郁而终。
《骈枝余话》是一本志怪小说，所记诗冢故事或许实有之，但也不排除虚构成分。其实，真实的诗冢所在多有。《江西诗征》和《鄱阳县志》都收录了程文广《诗冢》一诗，题记中写道“元末鲁修偕其友十人瘗诗处”。瘗诗应该与天下动荡有关，鲁修等人深感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于是为自己的诗歌早作安排。
明代钱仁夫因刘瑾专权，引疾归乡，曾纳诗于生圹中，铭曰“诗冢”。明代邵宝有诗“钱翁作诗冢，粤惟己巳年”，据此可以推出钱仁夫修诗冢的大概时间。邵宝在《闻钱水部讣》一诗中又说：“片纸仙方空入梦，百年诗冢竟风流。”在邵宝看来，钱仁夫修诗冢是一件风流韵事。
以上都是自修诗冢的故事，还有为他人修诗冢的情况。清人黄图珌在《看山阁闲笔》“遗声冢”条记载：其妾雪香，字梅檐，雅好文墨，颇能歌诗。黄图珌写道：“曾择其尤者百章，附于《幽贞实录》中，名曰《梅檐遗稿》，啧啧犹在人口。然未梓者尚多，不忍相弃，遂封而为冢，曰‘遗声冢’。”埋玉土中，情何以堪？黄图珌修诗冢，就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爱妾的深情和纪念。之所以名之曰“遗声冢”，是因为“音容虽杳尚闻声”的缘故。
清代无锡人顾光旭，尝选自汉至清中叶邑人遗诗为《梁溪诗钞》，入选者千余人，选毕取诸稿埋之，名曰“诗冢”，复作诗记之，一时传为佳话。潘世恩《诗冢歌》中说：“晴沙先生选诗一千一百有十人，残编断简堆积高于身。何来贾生出奇计，瘗之石穴千载留其真。”张云璈《顾晴沙先生诗冢歌》道：“欲将剩稿投水火，素斋居士言不可。请从刘蜕文冢例，藏以玄宫位置妥。”可见顾光旭是听了他人劝告，才仿效唐代刘蜕的故事修了诗冢。
自修诗冢或者为他人修诗冢，虽然都不失为风流雅事，但应约把诗冢修在域外，无疑别具胜义。黄遵宪任驻日文化参赞期间，不但编纂了《日本国志》，还据自己对日本山川地理、文物制度、民俗风习以及工艺产品的了解，创作了七言绝句体《日本杂事诗》，计154首。这部被称为“海外竹枝词”的诗集，以题材新奇、内容丰富、议论精当在中日两国广为流传。当时经常与黄遵宪交流的日籍人士源辉声对《日本杂事诗》钟爱无以复加，恳请黄遵宪将诗集初稿埋于他东京墨江畔的家园中。黄遵宪欣然同意，亲笔题写了“日本杂事诗最终稿冢”碑文，并酹酒祝曰：“一卷诗兮一抔土，诗与土兮共千古。乞神佛兮护持之，葬诗魂兮墨江浒。”源辉声和云：“咏琐事兮着意新，记旧闻兮事事真。诗有灵兮土亦香，我愿与丽句兮永为邻。”源辉声去世后，他儿子按照他的遗愿，又将“诗冢”迁到了他安葬的平林寺内。源辉声修《日本杂事诗》诗冢，不仅是一桩雅事，也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盛事。
诗冢是文人流风余韵的载体，其中既沉积故事，又饱含深情。明乎此，谁说诗冢不可以宝藏视之呢？
（作者单位系贵州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