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惧怕跟人打招呼,走路也捡偏僻的地方走,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如此。每次在校园里要穿越人群,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自在。
然而,我出入大门必定跟门卫打招呼,从工作第一年开始一直如此。
现在进出学校,我的标准动作是,到大门口一定提前摇下车窗,然后踩刹车,微笑着跟门卫打招呼。门卫经常是坐在房间里的,我隔着玻璃也仍然会对他挥手致意。
一开始门卫很不习惯,他们习惯了听到喇叭,开门,看车走过,再关门。所以我打招呼,有时候根本无回应,有时候对方很尴尬,总之反应很不自然。但无论如何,哪怕没有获得回应,我也始终如一,摇车窗,微笑挥手或同时问好。
一段时间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我的车一到门口,门卫就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提前准备好了,然后相互问好,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
总之,出入校门变成了一个自然而愉悦的过程。
我并非做了校长才刻意如此。与门卫互致问候,是进入职场后根深蒂固的习惯。因为我知道,教师可以不理校长(我做老师时就是如此,跟校长很少打招呼),因为在教室里,会有学生跟他呼应互动,他会从中找到存在感。但是如果我们对门卫熟视无睹,那么,他们在工作中的存在感又在哪里呢?而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容易理解对方的辛苦,在有些人看来,门卫似乎是最悠闲的职业,这是误解。
我越来越觉得,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包括在管理中,要尽最大可能向整个世界释放善意,包括同事、学生、家长,以及那些可能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例如在家校关系中,所有人都知道要尊重家长,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家长开放日,制作小册子,宣传学校的办学理念,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细水长流地释放善意。
这包括:
无论家长的监督是否能及,在每一处恪守游戏规则,并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将学校置于各方监督之下。
在家长或学生需要协助的时候,尽最大可能帮助解决或提供指导意见。
当家校出现纠纷时,不欺瞒,努力还原真相,并在规则范围内尽可能地承担责任。
但遗憾的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是尝试取悦家长。而所有取悦意图的背后,都隐含着一种不诚实。因此,在取悦模式上,又很容易出现隐瞒、自我辩护、推卸责任。这几乎成了这个社会所有人的“下意识”,也包括家长。
但无论如何,学校应该成为价值观的守护者,以自身的努力去营造小环境,进而为社区作出自己的贡献。
再如,在学校管理中,向教师释放善意意味着什么?
我不太喜欢人文管理这个概念,人文管理的本质在我看来是“文”,即“纹”,文(纹)饰的意思。这也是一种取悦,无论是通过态度的转变、小恩小惠的收买,还是关系的营建,在我看来都不是本质的东西,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畸形的文化生态。
我觉得核心仍然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不是“给你好处”,而是“让你自由”。因为所有的“给你好处”,最终必将让你蒙受更大的损失,这已经是中国式智慧中心照不宣的秘密。而自由不是赐予的,只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守着边界,以之作为底线。然后,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如此而已。
因此,善意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态度,但根本处乃是一种价值观。否则,善意只是取悦或作态。
商界曾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第一性原理”。我认为,无论做什么事,尤其是面临重大选择时,一定要回到你自己的“第一性原理”,问一问,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据此作出抉择。
有些人什么都想要,例如,想要收益也想要情怀。当然,收益与情怀并不矛盾,情怀往往也能转化为收益,但情怀的目的并不是收益,否则哪有什么情怀可言?真正的选择在于,当情怀与收益产生冲突时,你选择哪个?
当你站在一间教室里,你究竟为学生负责,还是为校长负责?你会迫于校长的压力,而去委屈自己的学生吗?凡此种种,都涉及一种价值观,涉及“第一性原理”。
而我这么多年走下来,虽不断迷失,但终究未曾迷路,正是不断追问自己这些最根本的问题的结果。对我来说,这就是我对整个世界的善意。例如,我也会问自己,无论身处何处,在董事会和教师之间,作为一个职业化的校长,你站在哪边?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就像家长和教师并不必然产生矛盾一样,但要说总是“琴瑟和谐”,那是“骗鬼”了。
易中天曾讲过中国人的几个特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我觉得,凡是有意于管理者,都必须思考这些问题。作为校长,我并非全能,更非全对,尤其是,我不认为我有资格甚至下命令去改变任何人,我所能做的,只是向整个世界释放善意,如此而已。
(作者系南明教育集团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