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向往唐代刘禹锡诗中的读书兴味：“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静谧秋夜中的读书灯，让人想起宋人的“青灯有味似儿时”，或是想起清人的“灯如红豆最相思”。从孩提时代到而立之年，光阴流转，读书的地点在变，阅读的关注点在变，心境也在变，秋灯一檠之中，刻下的是生命的印痕和对“更好的自己”的探寻。
真要选出10本对自己意义非常的书，确非易事。在正襟危坐、准备写作此文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人生中遇到的每一本书自有其意义，都是不可替代的。
书里推开窗一扇
我出生在川北古城阆中，这里是张飞节钺曾驻的重镇，是杜甫、陆游的行吟之地，也是北宋“三陈”的故乡。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阆中的乡镇相对闭塞，除了课本，能够阅读到的书籍、购书的途径都实在有限。
我最初的“课外阅读”，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读完高中和中师后，在家乡小学任教至今。从学前开始，我就学他的样子睡前“高枕而卧”，在灯下阅读，一直看到睡眼惺忪。张乐平的连环画《三毛从军记》、郑渊洁创办的《童话大王》杂志、加注拼音的《安徒生童话》、各种版本的插图唐诗选本，都映照着我对文字原初的着迷。
由于父亲的工作在学校，我也常能读到许多报刊和书籍。比如《少年百科知识报》《少年时代》《小学生之友》杂志等。在这些报刊中，我看到世界的广阔和迷人，产生了对小镇之外天地的憧憬。随着年龄增长，我阅读的需求也随之递增。初中时我还借过同学的《包公案》《三侠五义》《隋唐演义》《儿女英雄传》等古典通俗小说。在这些或曲折离奇、或侠气干云的故事中，我初步领略到文学的魅力。
读到好书也是需要一些际遇的，在购书条件便利的当下尚且如此，在10余年前更是难得。非常幸运，在我的初中时代，有过这样的际遇。我家邻居的父亲在成都一家企业工作，某一年企业附属的图书馆处理一批旧书，他买下了大约两三百本，全部运回了老家。每到寒暑假，我就到他家翻看，不时借几本回家细读。记忆中，我在这批书里读完了《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零散地读过几本纳训先生翻译的《一千零一夜》，还读过《巴黎圣母院》《王蒙中篇小说集》和《郭小川诗选》。
除此之外，一位青年教师刚从师范院校毕业，借住在学校父亲的宿舍，我在他那里读过成套的《科幻世界》杂志，那时刘慈欣刚刚获奖，在中国科幻文学领域也才崭露头角。我还借回了曾国藩《十八家诗钞》的下册，半懂不懂地一首首读过，这才知道《唐诗三百首》之外，中国古典诗歌的海洋如此浩瀚！
回想起来，那时的阅读还是相对懵懂的，没有任何方向，除了单纯地感受到文字带来的快乐，也为自己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并不敞亮的窗。我时常想，后来自己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读了古代文学研究生，又成为一名语文老师，是否在那些书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呢？
饮河偃鼠自云乐
进入大学，我面对西南大学图书馆的400多万册藏书、2000余种期刊时，《庄子》里的“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最能准确形容那种感受。面对浩瀚的书海，个人的渺小和无知才真正显现出来。也许就是那个在老图书馆一排排书架之间穿行的下午，我才从高考不太理想的怨艾中解脱出来，丢掉独属于后青春期的目空一切，开始比较谦逊也相对比较自由地大量阅读。
对于《庄子》中这个典故，清代诗人彭孙遹则反其意而用之：“饮河偃鼠自云乐，大鹏不慕《齐谐》怪。”庶几能给人安慰。书是不可能读完的，与其抱着“以有涯随无涯”的遗憾，不如享受阅读本身的畅快。
当时的西南大学图书馆还只有老馆舍，借阅部的书架之间仅能通人，强行隔出的四层楼非常逼仄，书籍从地板堆到天花板。但是胜在藏书丰富，而且给读者充分的自由。除可供借阅的图书外，馆藏的历年报纸、杂志全部开架任意阅览。
古籍部也可全部开架阅览。在古籍部的一排排书架前，我对古典学问产生了惊叹和敬畏。漫无目的地翻开“中华再造善本”的一件件函套，眼前出现的是宋元珍本的样貌。虽然只是影印本，但是现代印刷技术带来“下真迹一等”的真实视觉感受。看着书页上的累累印痕，以及间或有之的朱批、墨批，文明的传递就在指尖涌动。馆中还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各编、丛书集成各编，以及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大型丛书。我学会了利用各类书目“按图索骥”查阅和搜寻文献，也初步感知到古典学术的厚重和优美。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献学是一切古典学术的根基。后来读研，通读过曹慕樊先生的《目录学纲要》、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杜泽逊先生的《文献学概要》等书，对这门学问有了更多理性的认知。但是我依然难以忘怀，在图书馆读到葛兆光先生的《古诗文要籍叙录》时受到的震撼。此书是葛兆光先生在金开诚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时写成的，内容主要是对常见古诗文别集和诗文评著作版本的提要和辨析。涉及的版本，既有刻本也有近现代的校注本。对于初学者来说，此书是相当便利的入门书。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成书的过程，那时他挤公交车到北京图书馆翻图书卡片、核对版本、抄写资料，这样的单纯与执着总让人心生敬意。事实证明，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训练”，在葛兆光先生之后的学术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这就像学写字的人，是从小临的颜真卿，还是自幼学的柳公权，瞒是瞒不住的。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能够看到我当年在诗文集上用的功，但我自己是知道的。”
桃源望断无寻处
大二的一场讲座中，我记住了主讲人的一句“学问就在‘为什么’之中”。这个道理朴实无华，但是对于长期习惯接受观点、记住结论的我来说，不啻当头棒喝。从那时起，我在阅读中更加关注得出结论的过程，对习以为常的结论多了追问的意识。这方面有两本书带给我许多教益，一是周振甫先生的《诗词例话》，一是周中明先生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周振甫先生生前是中华书局编审，更是古典文论专家，《诗词例话》在他众多的著述中算是一本“大家小书”。书中谈及的大多是古典诗论的基本范畴，比如“诗家语”“隔与不隔”“顿挫”“沉郁”“含蓄”等。大家都常常在谈，但是少有人真正界定清楚这些概念，“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不在少数。此书从有失系统的诗话材料中选取例证，予以阐发，往往得画龙点睛之妙。例如引用《人间词话》和李渔《窥词管见》对“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评点，讨论何谓“境界全出”；引用《容斋随笔》和宋人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对杜甫《缚鸡行》的评论，来讨论杜诗结尾之妙……程千帆先生曾经给青年教师五条“锦囊妙计”，其中第三条是“每堂课准备上几个精彩的例子”“你讲课的内容可能被学生遗忘，但精彩的例子却会保存在他们的记忆里”。周振甫先生此书和程千帆先生一席话，都让我在后来的教学中心有戚戚焉。
而《诗词例话》带给我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我对诗话、词话这类文学批评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又读了何文焕编的《历代诗话》、丁福保编的《历代诗话续编》，以及《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随园诗话》等单行的诗话。看似“豆棚闲话”中的“金丹一点”，往往能带给人许多启发。
我从初三开始读《红楼梦》，前后读过三四遍，但是越读越觉得前面都“轻易滑过”了，自己远远没有真正理解它的好。经典之书，应当是经得起咀嚼的，而周中明先生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一书咀嚼出了《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回味悠长。谈及《红楼梦》语言的性格化时，在相似的情境中，对人物的语言“同中求异”。比如同样是得到他人馈赠，黛玉之询问宫花、晴雯之议论旧衣，就体现出各自独特的性格特征和典型意义；同样是在宝玉挨打后责备其不听话，袭人和宝钗，各自荡漾出幽微的情感波纹。如此细致入微的文本解读、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实是度人金针。
读研期间，我下功夫读过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此书源于仇氏殚20余年之精力“矻矻穷年，先挈领提纲，以疏其脉络；复广搜博征，以讨其典故”，堪称杜诗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煌煌五册，我逐字读了一年多，记了四大本笔记。其注疏将唐宋以来注杜之作和各种诗话几乎搜罗无遗，且很多资料仅见于是。而在探求语源、解释典故方面，仇氏也广泛采集文献资料，涉及经史子集诸部之书，仅释典道藏引及者即达百余种。从这一点上说，是书无愧“详注”之名。此书也是我至今阅读得最为详细的诗文别集，它像是一部古代文史百科全书，弥补了我知识结构中的许多空白。犹记戴建业老师云，当年他毕业之际，导师曹慕樊先生赠以四部备要本《后汉书》《三国志》，并附言“熟读勤求之，必有所得无疑”，还曾告诫“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读毕，才能开口说话”。用一年的时间阅读一种书，在现在看来似乎是一种奢侈，但它让我明白，许多苦功夫不得不下，炒作概念、空谈无根只会贻害无穷。
心虚使人更进步
2019年，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毛浩然教授在给新生的致辞中说：“虚心使人进步，心虚使人更进步。”前一句的道理不必多言，后一句则要有相应的生活体验才能理解。于我而言，虽然自信对语文教师这个职业有一定准备，但是站上讲台依然不免偶尔有些“心虚”，生怕误人子弟。越是得到学生的信任，或者前辈的鼓励，越觉得心虚，所以更感学无止境，“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讲文言文时，不满足对一长串官职只能“专有名词不译”，于是读了台湾历史学家赖瑞和先生的“唐代文官三部曲”。作者对史料的运用可谓精彩，充分从《新旧唐书》传记、近世出土的墓志和神道碑、唐人的诗文笔记等文献中挖掘制度史材料。作者很擅长通过具体人物的例子阐述一般道理，语言也能深入浅出。它们让我发现冷冰冰的制度背后鲜活的生命，而职官这把钥匙也有助于叩开真正进入文学作品、人物史传的门户。
同样是研究唐代制度的著作，傅璇琮先生的代表作《唐代科举与文学》则更加关注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书中讨论了唐代科举的方方面面，从制度到士人心态、社会心理，大量使用了唐宋史料笔记和唐诗的材料。傅先生此书，对士人个体的生存状态给予了充分关注，颇具人文精神。比如引《唐摭言》中的材料，指出举子向公卿行卷之后，辛苦所作之文竟成为看门人的“脂烛之费”，或是成为世家子弟相与戏谑的资料之类的现象；以李翱、沈亚之、皇甫湜、李商隐等人的诗文为例，展现了落第举子的辛酸。
说来惭愧，近年来教育方面的专著反而读得不多。《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一书，论述了从传说时代一直到晚明的传统中国教育的演进，展现了教育在古代中国演变的历程。延续至今的考试制度塑造了中国读书人的性格，即由“为己”转向担负家国天下之责。其中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关于识字教育和家族教育的部分，这是塑造中华民族心理的重要路径，弄清楚这些过程，才能解释中国教育从何而来，可能去往何处。现代中国教育受西学影响至钜，但是传统教育的矿藏也需要得到现代的开掘和阐释。
读《现代语文二十家》之前，我对赵志伟老师并不了解。读完全书，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位性情真实豁达，对于自己的学科很有使命感的学者。本书介绍了20位主要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语文教育家，作者在梳理他们教育思想的同时，阐发了这些思想对于当今语文学科教学实践和学科建设的启示。王森然先生《中学国文教学概要》的课程建构意识、科学精神，穆济波先生坦承美国实验教育家麦柯尔在华的“道尔顿制”试验失败并退出试验，都使我感到钦佩。
尤其让我赞叹的是杰出的教育心理学家艾伟先生。整个20世纪20年代，语文教育都围绕汉字简化、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关系纠缠不休，但绝大多数论争都是感性的、笼统的，缺少科学依据。艾伟先生的研究算得上空谷足音，比如针对汉字是否需要简化、简化到何种程度，他在江浙和重庆多地中小学进行了大量样本式、长时间的调查、统计研究；关于中学语文的文言文、白话文教学比例和序列，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赵志伟动情地写道：“艾伟一生勤奋，做了那么多事，这种精神是我们当今所稀缺的，所以应该让我们现在的年轻学子多知道一点：做‘帮闲’‘帮忙’的犬儒固然可耻，而整天怨天尤人、愤世嫉俗也不是高尚之事。所以笔者觉得，与其痛斥‘国民性’，还不如切切实实做一些实在的工作，因为要提高国民素质需要的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高调，而是去做一点一滴的韧性的努力。”尽管书中人物的探索大多在近百年前，但是其现实意义并未因时间而稍有衰减。
南宋学者叶适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于忧世，虽仁无益也。”秋灯如豆，却能照见更远的地方。
（杨凌峰，西南大学古代文学硕士，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语文教师，成都市“教坛新秀”，曾获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圣陶杯”全国中青年语文教师课堂大赛二等奖）
十本书书目：
《诗词例话》
周振甫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杜诗详注》
〔唐〕杜甫 著
〔清〕仇兆鳌 注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周中明 著
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版
《十八家诗钞》
〔清〕曾国藩 选编
岳麓书社1991年版
《历代诗话》
〔清〕何文焕 编
中华书局2004年版
《历代诗话续编》
丁福保 编
中华书局2006年版
《古诗文要籍叙录》
葛兆光 著
中华书局2005年版
《唐代科举与文学》
傅璇琮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唐代基层文官》
《唐代中层文官》
《唐代高层文官》
赖瑞和 著
中华书局2008年、2011年、
2017年版
《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
李弘祺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现代语文二十家》
赵志伟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