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一座文化之城，更是一座红色之城。4月23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在“阅启，红色北京”活动启动仪式上，讲述了百年建筑“北大红楼”的故事。
该活动旨在倡导共读百年党史，共话“红色北京”，以实际行动讲好党史故事，讲好北京故事，营造充满红色书香的阅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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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五四大街29号，矗立着一座红砖砌成的大楼，是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和校部旧址所在，俗称“北大红楼”，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就是我工作的单位。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时曾在这里办公，李大钊先生曾在此任职北大图书馆馆长，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在这里编辑《新青年》，鲁迅先生曾在这里讲课。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曾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场所。
北大红楼的教员和学生以充沛的激情和健全的理性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示范和引导作用。在这场运动中，民众发出的声音开始得到尊重，这场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外交决策。可以说，正是五四运动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观念付诸行动。
历史在一些特殊年份，以重大事件带来震动、引发变革。1919年，五四运动将“无声”的死气沉沉的中国转变为生机蓬勃的“有声”中国。这场运动以文化的变革为基础，以民众的联合行动为护卫，以政治外交的角力为焦点，以公民的觉悟为根本指归。“觉醒”和“觉悟”是1919年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
五四运动中民众特别是青年的觉悟，离不开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思想启蒙。这些文化先驱者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外来文化，为青年提供了文化营养，促进了精神成长，并为他们指出了前行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红楼不但有大楼，更有大师，是大师赋予了大楼深刻的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上，每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机，文化就发挥出巨大的凝聚力量和引导作用。像唐宋古文运动一样，新文化运动也孕育出秉持“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高远志向的英杰。与唐宋古文运动相比，20世纪初在北京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更宏阔、更强烈、更迅猛。新文化群贤像唐宋名家一样，尊重元典，承续文脉，因应时代要求，勇于变革，善于创新。在与外来文明的碰撞中，他们坚定文化自信，在中西文明交融的关键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开辟道路。他们的成就不仅在文艺，而是涉及很多领域。他们有探索勇气，有道德坚守，有术业专攻；他们雍容、博大、深厚、锐利，才华横溢，文质彬彬。
我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办公室在北大红楼的二楼，南临五四大街，东眺五四主题公园。我深感荣幸，能在原址感受一代大师的人格魅力，从他们使用过的物品和他们的著作中，我体会出历史的长度、宽度和人文的温度。今年，为迎接建党100周年制作大型展览，我从红楼的办公室搬出来，现在阜成门的鲁迅博物馆办公。鲁迅在五四运动一年后担任北京大学讲师。此前，他接受了《新青年》同人邀请，登上文坛，创作小说、新诗和随感录，描画国人灵魂，揭露社会弊病，吸引了广大读者。他与豪放直率的陈独秀、诚实谦和的李大钊、严谨稳健的胡适、真挚坦诚的钱玄同、清朗纯真的刘半农相识相知，亲密合作，共同创造出卓越的文化业绩。
鲁迅在北京居住了14年。前7年，他沉入中国古代文化，涵咏经典，整理旧籍，抄校金石拓本，搜集小说资料，为学术研究做了充分准备。1918年，他在沉默中爆发，创作出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以激越的呐喊登上中国文坛。他的文学经典《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大多在北京写成。他的作品境界高远，品味纯正，视野开阔，用情深沉，与北京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他在教育部负责图书馆、博物馆、戏剧、文学创作等工作，在开拓新文化事业上力求革新，他认为图书馆不能总是旧籍，更要有新书；戏剧，不能总演传统剧目，要提倡新（文明）戏；文学，既要创作反映社会现实、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也要翻译外国文学名篇佳作。可以说，北京成就了鲁迅，鲁迅也丰富了北京文化，并成为北京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
北京有800多年的建都史，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但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北京是中国现代文化（新文化）的发源地和代表城市，是中国文化新旧转型、推陈出新的典范城市。鲁迅及其北大、《新青年》同人在此见证、参与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和创新过程。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