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省铜陵市人。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同时，作为教育家，经历丰富。中国公学、春晖中学、立达学园等讲台上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后成为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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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9岁的东北铁岭姑娘齐邦媛，联考进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由重庆前往四川乐山。一年后的期末考试，齐邦媛英语成绩全年级第一，收到了一份来自武大教务处用毛笔写的通知，大意是：教务长要见她。
武大的教务长要见一个一年级的大学生，齐邦媛“惊骇多于荣幸”（《巨流河》）地去了，走进教务长办公室——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这位“老头”，时年47岁。他就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教育家、一代美学宗师朱光潜。
“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问及学生为何报哲学系后，朱光潜接着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暑假过后的秋季开学，齐邦媛坐在了武大外文系的教室里。
齐邦媛终于听到了朱光潜的英诗课。当朱光潜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 ... 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 （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他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若有人为我叹息）“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 ”（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朱光潜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齐邦媛心想，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
坐在台下的齐邦媛可能不会知道，时代的艰难困苦，恐怕还非她所想的那样。台上的老师，可以说有“内忧外患”——外患自不必说，内忧在于作为教务长的朱光潜，面临诸多来自当时“教育部”的压力。
就在齐邦媛进入武汉大学之前的1941-1942年，国民党“教育部”“中央党部”多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强制一批学生离校，这其中就有朱光潜的学生张高峰。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教育部”，一面向张高峰等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谨慎行动，直到1942年夏天，张高峰等人毕业安全离校。张高峰后来成了著名的记者，1942年河南灾情就是通过他的报道进入世人视野的。毕业后两年，经朱光潜批准，张高峰又转入历史系，回武汉大学继续读书，还获得战区学生甲种贷金维持生活。
我们常说教育要“因材施教”，其实因材施教是有前提的，那必须是“慧眼识才”。能够“发现”学生，才能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教育。很显然，朱光潜在齐邦媛、张高峰身上做到了。
除此之外，朱光潜学贯中西的课堂，确实是诸多学生美好的回忆。
他在清华兼职授课时，也有过一位后来赫赫有名的学生，名叫季羡林。当时20岁上下的季羡林，选了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
季羡林在50年后回忆说：“我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
另一位学生方敬也回忆说：“上了他的课，学生总有所获，觉得充实和满意。甚至住在北大附近的人也慕名跑到红楼来‘偷听’他的课。朱先生不像有些洋教授那样一股洋气，空口说洋话，虽然他在外国生活多年。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笃学的良师。”（《朱光潜纪念文集》）
从这些回忆中，不难窥见朱光潜教学的循循善诱，从北国古都到四川乐山，再回未名湖畔，朱光潜通过中国诗词引导学生体悟英国诗歌之精髓，使两种文化在深层次上得以沟通。如果不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很难对西方诗歌和中国诗歌作这样深入浅出的阐释。这对于资质好又好学的学生而言，是何其幸运！
斯人已逝，风流可再否？既能慧眼识才，又能中西融贯，这样的教育家，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的吧？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