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与胡适、陶行知等同为杜威弟子，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他是北大任期最长的校长，为北大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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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那是一个秋天的清晨，一位加州大学农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正预备到农场看挤牛奶。前往农场的路上，他遇到了一群蹦蹦跳跳去上学的小孩。这位中国留学生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植物，为什么不研究如何培育人呢？
回到学校后，这位留学生放弃了农科，转到了社会科学院，专攻教育学。他的名字叫蒋梦麟。
7年后的1919年，应恩师蔡元培的邀请，蒋梦麟出现在杭州西湖。蔡元培请蒋梦麟北上，主持北大校务。从此，一所学校并且是全中国最好的大学，被恩师郑重地交到了他的手里，蒋梦麟也与北大成了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在师生见面会上，蒋梦麟高度肯定了恩师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提出学生“当以学问为莫大任务”，希望学生从政治运动的热情中冷静下来，做到“求学救国”。这一篇演讲，将蒋梦麟“学术救国”的教育信条表露无遗。
代理北大校务后，“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蒋梦麟教育论著选》）
在北大毫无根基的蒋梦麟，能迅速取得不错的结果，一是源于蔡元培的影响力，蔡对蒋梦麟信任有加；二是有汤尔和、胡适、马叙伦等蔡元培一帮得力干将的大力支持。
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北洋军阀混战，政府内阁不断更换，教育经费严重短缺——“半年的欠款，六百饥饿教职员工，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在此重要关口，蒋梦麟迎难而上，设法周全。经费上开源节流，开源方面，一边向政府要，一边又通过私人关系向银行贷款；节流方面，精打细算，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比经费短缺更难受的是各种事情杂务，“多事的那几年里，差不多没有一个月不发生一两次风潮，不是罢课就是罢工”“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即便这样，蒋梦麟由于公开谴责“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受到迫害，只好南下避难。1930年，再度由恩师蔡元培推荐，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重振北大的重任落在了蒋梦麟的肩上。
傅斯年、胡适与蒋梦麟一起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求援，解决经费问题。蒋梦麟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改革。他亲自起草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取消蔡元培时期的评议会，设校务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改教务处为课业处，课业长与校长、各院院长综理学生课业事宜；废除原来的学系制，改为学院制。总之，行政事务多由校长负责，教务由院系负责，对学术范围内的事，则更加尊重。
蒋梦麟最大的举措就是延续恩师蔡元培的“教授治学”，广招人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聘请教授亦取人才主义，不论私交，亦不顾与学校历史久暂……对老教授之解聘者，亦所难免。余对北大教授，向责成各院长负责聘请，余不过问”。吴晗、钱穆在胡适的推荐下加盟北大。不仅把教授们请进来，之后北大还给予他们最高的礼遇，钱穆回忆说：“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八十忆双亲》）
于是，北大真可谓人才济济。文学系中，沈兼士的文字学，唐兰的甲骨文，胡适、郑奠、罗庸的文学史，罗常培、魏建功的语音声韵学，余嘉锡的目录版本学，顾随的戏曲等，都是一流的学者讲授一流的课程。史学系，孟森的明清史，陈垣、郑天挺、蒙文通和钱穆等人百家争鸣，哲学系汤用彤、熊十力、周叔迦等交相辉映。还有外语系的梁实秋、朱光潜、罗念生都是学术史上的丰碑式人物。自然学科，王守竞、饶毓泰先后出任北大物理系主任，李四光、丁文江相继加盟地质系，化学系曾昭抡，数学系冯祖荀、江泽涵，都是享誉海内外的学者。
北大，终于再一次散发出无比灿烂的光芒。
蒋梦麟几乎把自己的半生献给了北大，除了恩师蔡元培的厚爱、朋友的帮扶，更重要的是，他爱北大，爱北大学子。“这一班青年，我实在爱他们”。当然，更因为他的信念：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也许，蒋梦麟从来都没有忘记加州那个清秋的早晨……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