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减负清单”制度上花大力气。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特别要求，省级党委和政府要列出具体“减负清单”，扎实推进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取得实效。推进过程中，陕西、山东、天津、南京、无锡等省市级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不断将减负内容具体化。今年9月，南京市江北新区教育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南京江北新区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20条》，“减负清单”离一线教师越来越近。
为什么要持续推进“减负清单”制度？在以往的操作中不难发现，一些减负倡议或减负禁令很难真正落到实处的原因，一是关键概念的模糊性表述降低了政策执行力，二是统筹规范缺乏量化降低了政策参照力。由此观之，开出一份更细致、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减负清单”，将会对教师减负产生重要意义。比如对于社会性事务的定义，广西就明确提出，开展文明、卫生、绿色、宜居、旅游等城市创优评先活动，原则上不得安排中小学教师上街执勤，不得摊派参加志愿活动的指令性任务；海南也明确表示，乡镇、街道社区对教师参与有关活动所提要求影响正常教育教学的，学校有权予以拒绝。有了这样的具体参考，教师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自然能得到保障。
我在学校既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也参与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我切身的感受是，教师的负担与学校的负担既有捆绑性又有叠加性。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各种工作群、公众号和App应运而生，上级管理部门不分时段推送、强制参与的活动、紧急完成的报表等首先下发至学校层面，学校只能按部就班继续分配给一线教师，此乃捆绑性。一些活动不仅要做，还要做出特色，做出亮点，做出花样，不然就会在总结会、推进会上通报批评，如此一来，学校就只能“加码”分配给一线教师或一线班主任，此乃叠加性。工作任务既捆绑又叠加，一线教师无疑“压力山大”。
既然学校的任务由教育行政部门分配，教师的任务由学校安排，那么教师减负的直接着力点就应该落在学校，学校减负的直接着力点就应该落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所以，我认为在县区教育管理层面和学校层面分别建立健全教师“减负清单”制度，从直接着力点出发，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动作为，由学校管理者积极推进，才能让教师“减负”叫好又叫座。
什么样的“减负清单”能让学校有依据，让教师有参考？一要广泛征求学校意见和教师意见，要从化解教师工作和生活双重压力入手，以了解教师诉求、倾听教师声音、回应教师关切、归还教师时间为原则，确定具体内容；二要确保“减负清单”制度落地有声执行有力，教师减负不能只做表面文章，需要久久为功、持续推进，最好能引入第三方监管，畅通投诉举报平台，对“减负清单”明令禁止还视而不见、“强买强卖”、明知故犯的行为予以追究。
唯此，学校才能从容公转、有序自转，教师方能静心从教、潜心育人。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兰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