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浙江温州人，有“词学宗师”的美誉，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家，曾在严州中学、之江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桃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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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湖畔，国立艺专校舍，推开窗户，即可看见波光粼粼的西湖，外面正微雨蒙蒙，更添几分诗意。一位学者正在给学生讲词：“读词吟诵，读了不算数，要学会填词，先学个样子，填词并不难。”老师指着窗外的西湖，操着浓重的温州口音说：“蒙蒙细雨，第一句可以写什么？”老师自问自答：“玻璃窗外雨如烟——我们虽然没有在西湖的船上，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景色不比在船上看到的更美吗？所以可以叫‘胜乘船’——”填词刚刚到此处的老师，被突然推门而入的女学生打断了，所有听课的学生也将目光投到她身上，面条一般的身材，微胖的脸蛋——老师顺口接一句“可惜先生非画手，辜负你，脸儿圆”。满座大笑。
讲课的老师，正是一代词宗夏承焘——我在同样的一个雨天，亲闻了他的同乡弟子兼课代表张延彪先生的讲述，才感知了夏先生的另一面。
又是同样的一个雨天，我独自撑着一把伞，来到温州的夏承焘旧居——不知不觉，我和一代词宗、教育家夏承焘先生成了十几年的隔代邻居，门前树立的一块“温州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沉默无语。那栋旧居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任何影子，现在住的人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庭院里的兰花开得正好，幽兰芳华，像极了一缕文化的馨香。
1939年，夏承焘在之江大学任教，当时学校迁往上海。他兼太炎文学院课程，就在当时的四马路（今福州路）五洲大楼二楼，开始了“古今体诗”的第一课。他走进课堂，一言不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金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元好问的一句名诗：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写完，依旧不说话，再用粉笔圈出“莫”字，然后换成“欲”字。这便是他的教学宗旨。
弟子潘希真在回忆自己的恩师时说：“上恩师的课，从不感到沉闷。”他化繁为简用“三字经”指点弟子，如读书时思维要“精”，务求深入了解；理念要“新”，不受前人思想局限；心情要“轻”，见贤思齐固然难得，但求好之心不必太切。这确实都是“欲把金针度与人”的经验之谈。
同样是这位潘希真，在之江大学二年级时，与同学共读《红楼梦》，口占了一首：红楼一读一沾巾，底事干卿强频颦。夜夜联床同说《梦》，世间尔我是痴人。
夏承焘看到之后，把“尔我”换成了“儿女”，并对潘希真说：“迷上《红楼梦》的岂止是你们两个？”一词之中，都是写作遣词造句的良苦用心。潘希真所受到的教诲，何其多矣。后来，潘希真以琦君的笔名为世人所知，成为宝岛台湾有名的散文大家。
另一位弟子，虽然不是写红楼的诗，却是红楼诗歌研究领域的执牛耳者，他便是著名红学家蔡义江教授。1954年刚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蔡义江留校当助教，时常聆听夏承焘教诲。他在《忆夏承焘师》一文中回忆了老师改诗一事：“有一首五绝，被圈了双圈，诗说‘信步循林薄，春花处处寻。流泉声似咽，始觉入山深’。但即便是这首20字的小诗，‘循林薄’三字，还是先生改的。原先我好像写了‘行幽谷’什么的。先生说‘诗写幽深，精华不应预先泄露，改一下就有层次了’。”蔡教授获得的也是恩师的金针吧？
行文至此，也想起了去年某日，我拜访夏先生弟子浙师大王尚文教授一事。冬日晴和，坐在满座书架的客厅里，书架上就放着《夏承焘全集》，听他聊陈年旧事和写作苏东坡的计划，又说苏东坡的写作计划与“恩师夏承焘先生分不开”。我不知道一位语文教育家怎么会“回归”到苏轼那里去。后来在王教授的《润物细无声》里了解了事情的原委：1984年初，夏先生给王老师寄来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60年代初写的有关苏东坡的论文，王老师早已忘却。上面尽是夏先生的批语和改正的错别字。30多年后，年过八十的王尚文重拾了写东坡的笔，每天坚持——这是对恩师多年前邮寄论文的一个悠远回应，来得如此绵长。
这就是学问大家与教育家的情怀与风度，处处体现在细节上。
夏承焘不仅仅埋首学问，他对于教育确有自己的心得体会。1952年，他写了一篇《教书乐》的文章，回忆自己从教30年的体会。文中说：“一切东西给了他人，自己就少了，或全没有了。只有把学问教给他人，不但他有得而我无失，并且因经过一番教授，自己对这门学问更加深入了，自己的心得也更加巩固了。我们任教一年，可以多交数十位青年朋友；朋友增加，就等于自己的生命的扩大，这是不能以金钱计算的报酬。”夏承焘还曾对学生说过：“现在是我教你，十年以后，你若不能教我，你便是我失败的学生。”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夏承焘用全部学问与一生经验锻造的那根金针，慷慨大方地赠予一代又一代弟子，才有了死后学界赠予的“一代词宗”之旗覆身，才有了弟子们“千门桃李，绛帐重茵传绝学；一代宗师，春风词笔满中华”的挽联……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