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中国物候学创始人，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主持浙大抗战西迁，将浙大打造成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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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内十里荷花已经开过，离市区不远的西天目山禅源寺内法相庄严。这时候，方丈妙定法师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竺可桢此行前来，当然不为烧香拜佛，而是与法师商量一件大事。
开始于一个月前的淞沪会战如火如荼进行着，杭州城亦危在旦夕。身为校长的竺可桢特意前来，向方丈租借寺院余屋，作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9月开学后，浙大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天目山上课。条件虽然因陋就简，但远离城市，师生得以朝夕相处，授课答疑极其便利。此时的校长没有想到，这才只是开始……
一年多前的1936年2月，科学家竺可桢答应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前，他没想过要当校长，他的志向是做一名纯粹的科学家，当校长“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
最后，因为种种原因，竺可桢还是出任浙大校长。走马上任之前，他提出3个要求：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时间以半年为限。
浙大举行的就职典礼上，竺可桢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余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收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之处罚。”
在新生谈话会上，竺可桢说：诸位到这里来，应该明了这里的校风。一校有一校的精神，至于浙大的精神，可以用“诚”“勤”两字来表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用“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
上任第一步，竺可桢和诸多知名教育家一样：“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是也。”竺可桢看中了老相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刚复——交大理工院长视胡刚复为镇系之宝，坚决不放人。竺可桢软磨硬泡，坐着不走，与院长商议，约定“借两个月”，用完原样奉还，因为自己也就是“半年之限”——没想到，最后“借”了13年。胡刚复后出任浙大理工院长——浙大西行，“他（胡刚复）是西行大军的总参谋，而竺校长则是元帅”。全部图书和实验仪器运抵时一件也没有损坏，胡刚复用实际行动回报了竺可桢的“软磨硬泡”。胡刚复又引进了谈家桢等教授，一人又一人，浙大得一时之盛。
走马上任没多久，历史给了竺可桢一个从未思考过的难题：外敌步步紧逼，迫在眉睫。数千浙大学子，何去何从？
于是，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刚过了两个月，浙西形势又急转直下，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再度搬迁，自1937年11月底起，师生分批行动，乘车、步行、换船，经5天奔波，全部到达建德。全校稍事休整，立即复课，一学期的课业，并无大的影响。
但建德又何尝是久留之地？东北，华北，东南，大半个中国，哪个地方还“容得下一张书桌”？竺可桢明白，只要书声琅琅，只要讲台上还能继续讲述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只要实验室里继续有着红红绿绿的化学反应……我们这个国就亡不了。
竺可桢携手胡刚复等浙大核心人物，带领学生一路西行，带着700多箱图书仪器，横穿浙江，抵江西，落脚吉安、泰和，抓住一切机会上课。在泰和时期，由于物资缺乏，浙大师生和家属生活极其艰苦。竺可桢忙于迁校事宜，无暇顾家，夫人张侠魂和次子竺衡身患重疾先后病逝。张侠魂平时对清寒学生颇为关心，尤其周济女生不遗余力。为纪念妻子，竺可桢在半年之内储蓄1000元作为基金存入银行，成立以爱妻命名的奖学金，奖励家境清寒且成绩优秀的女生。
没过多久，他们又再度启程。1938年11月，竺可桢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二字作为浙大的校训。师生之所以能一致赞成，固因“求是”与浙大有一定的渊源，最重要的是“求是”精神确实是大学生、科学家应该追求的目标。
伴随着“求是”精神，学校继续转移，前后历经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份，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遵义，并在当地办学7年。
1944年，在遵义，浙大迎来了一位外国科学史学家，名为李约瑟。“这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这是东方的剑桥”，李约瑟评价道。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秋，浙大终于在阔别近十年后，回到了故乡杭州。与离开时相比，浙大在竺可桢的带领下可以说是浴火重生，一所“二流大学”蜕变成了拥有文、理、师范、工、农、法、医7个学院的全国性综合性大学，一举成为当时中国的四大名校之一。
1950年竺可桢60岁生日，学生自发为他举行晚会，虽然竺可桢没有到场，但参加晚会的人数之多令人瞩目，他被学生亲切地称为“浙大保姆”。就在那条西行的路上，就在遵义，竺可桢用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用无限的家国情怀与求是精神守护浙大，奠定了浙大的校格。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