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长江’‘杰青’当封号。”前几年，因为“犀利”的言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葛墨林一度有点“火”。尽管语出惊人、观点辛辣，但私下里，这位著作等身的院士却是幽默低调、可亲可敬的长者，他不仅在高等教育领域建树很广，还对基础教育有浓厚的兴趣。在一些学校做讲座时，他直言不讳：“学生学习的主导权在自己，教师只是帮助学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现在中小学教育中的灌输式教育，我提出反对。”
为什么这么反对灌输式教育，为什么屡屡“直言”？日前，记者走近葛墨林，听他讲述自己的教育观。
求学到兰大，只为“向科学进军”
1956年，葛墨林从北京十三中（原辅仁男中）高中毕业，一心想学核物理的他特别想报考清华的工程物理系。没想到，一夜之间他却改了主意。
想起当时的情景，葛墨林仍历历在目。“学校老师找到我，说国家计划要加强兰州大学核物理系的力量，想从北京、上海等地选派一批优秀学生报考，以壮大国防事业，为国家储备人才。我积极响应号召，二话没说就报考了。”
可是，到了兰州大学，葛墨林却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击。怀着报国之志欢天喜地来到学校，迎来的却不是自己钟爱的核物理专业。“事后多年才知道，我的档案里被放错了材料，说有亲属在境外。这样的学生怎能够格学核技术呢？”葛墨林当时未免有些失落。
既来之，则安之。从北京到了兰州，葛墨林静下心来学习。在他的记忆中，虽然专业是理论物理，上课地点非常偏僻，晚上时而还有狼出没，但在导师的严格教育下，他还是学得比较顺利。
但如许多同龄人一样，葛墨林求学时也经历了一段下放劳动的岁月：白天挑土挖地，掏化粪池，烧锅炉。印象最深的是当年自己的老师段一士在前面拉车，葛墨林就在后面推，学校里最团结的一对师徒就这么出现了。
尽管遇到了许多的困难甚至是不公的待遇，但葛墨林内心练就了坚忍的性格，而且有一种对学问的执着支撑着他。即使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葛墨林还是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常常白天劳动，晚上用窗帘把窗户挡起来，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做研究。做理论物理的不接触外边的资料不行，但搞得不好又怕被扣帽子。”
“面对生活的压力，有些人会选择放弃。您为什么还如此钟情于学问？”记者忍不住问道。
葛墨林坦然一笑：“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样的条件，做科研的不能离开自己的研究。只有回到自己所喜欢的领域，才有一股内心的宁静。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做学问，直到现在，晚上一两点睡觉、早上六七点起床都是常事儿。”
虽然那段日子很苦，但葛墨林至今仍存感激之情。他说：“兰大的学生有一股子劲儿，不浮躁，不与世相争，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做到什么程度都觉得知足，老老实实，不浮夸、不急躁，沉得住气。”在葛墨林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他这样的风格和“兰州品”。
相遇大师，求得学问寻真经
如果说，兰大的学风为葛墨林培养了脚踏实地、做事沉稳的好品格，那么，与杨振宁、陈省身大师的相遇，则为他后来当老师、做学问奠定了好的基础。
“我这一生与其他同龄人相比，幸运得多。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遇到一个好老师，而我在上学期间就遇到了段一士，后来又幸运地遇到了杨振宁，还能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做研究、推荐我到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工作，真是幸之又幸。”谈到这些，葛墨林眼里泛出幸福的泪花。
回忆起与杨振宁的交往，葛墨林非常兴奋：“是他教会我从事科研要时刻站在学科前沿，对学科领域要有一种洞察力、敏感度。”
葛墨林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杨振宁的情景。那是1972年，听说杨振宁要在北京做演讲，葛墨林兴奋不已，连夜从兰州往北京赶。这次演讲，葛墨林被这位睿智而机敏的科学家折服了。而促成葛墨林与杨振宁相见的，是他与导师合作的一篇论文引起了杨振宁的关注，为此，杨振宁专程来到兰州大学。正是这样的机缘，1980年葛墨林接受杨振宁的邀请到美国的研究所做研究。从此，一扇更为广阔的学术之门向葛墨林开启。
谈及对杨振宁的印象，葛墨林脱口而出：“眼光独到，创新性强，令我佩服。”
跟着杨振宁做研究，葛墨林坦言很辛苦：“他更多关注的是做什么，然后才是怎么做。”这对学生来说，就要求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悟性，尤其是对学科前沿的敏感度。葛墨林永远记得，在杨振宁美国的家中有个大抽屉，里边有不少用夹子夹起来的大纸片，经常有学生到家里来向他提出问题。每每这时，杨振宁都会把那些夹子拎出来，对症下药拿出手算稿与学生研讨。如果学生不找他，杨振宁也不会过于主动地与学生沟通问题的解决办法。
“或许，这就是大师的独到之处吧。”葛墨林笑着说。
而今，葛墨林乐意把自己从别处受益的东西全部传递给学生。有不少学生问葛墨林科研成功的秘诀，他一般会给出三点建议：一是兴趣形成勤奋，只有对一件事感兴趣，才会勤奋地去学习、去研究。二是要不断提高悟性，勤奋并不代表一个人能把这件事情做好，悟性才是最重要的，而悟性就是要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有深入思考的能力。三是机遇。小事不计较，转折点一定要选好。
葛墨林在南开大学培养了一批研究生，他们现在活跃于中国物理学界。责任感强，工作勤奋，学风严谨，是人们对“葛门学子”的印象。
如今，面对教学科研中一些“工业化生产”“批量化模式”的弊端，葛墨林十分痛心。他敢于直言，希望正人先正己：“我坚持自己培养研究生的方式，培养他们的个性，以及对科学的敏感度。我的学生不搞‘流水线生产’，一定是基于自己的兴趣，就像在游泳池里，让他们随着灵感去游才能学会游泳。教师所起的作用，就是适时提醒他们水深水浅，帮他们把好方向！”
学生是学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
1985年，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创办了数学研究所。在杨振宁的力荐下，葛墨林进入南开大学工作。
而与陈省身的一次聊天，让葛墨林终身难忘。
那是一次聊人才培养，正当葛墨林说得起劲儿时，陈省身打断他说：“墨林，我觉得‘培养’这个提法不妥，有点像培养干部。你以为学生是根苗，想把他弄成什么就是什么？为什么要给学生考虑得那么细呢？”
当葛墨林听得云里雾里时，陈省身点拨道：“每个学生都有个性，如果一味地强迫学生这样做、那样做，效果反倒不好。我觉得学生是学出来的，好学生不用教，差学生教也没用。”
葛墨林幡然醒悟，学习是学生主动求知的结果，而不是用“营养液”浇灌出来的，学校和教师要做的，就是给学生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让他们在一个大的框架里自由发挥。
“主动性最重要，一个人如果是被强迫学习，那么学习的效果也不会太好。”葛墨林说。他始终相信，作为学生，首先要明白学习乃自己分内之事，教师的作用是适时点拨，不让他们走太多弯路。
葛墨林在培养年轻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有些学生已经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领军人物。
“您是如何促进学生学习的？”在许多场合，葛墨林被问及到这个话题。
葛墨林说，我反复告诫学子们：“要多提问，然后一步一步追问下去，一定要有问题意识。”每堂课讲完，做完实验，葛墨林都要求学生能提出问题。“通过提问养成习惯：不是讲故事，而是要很简短地提问。”葛墨林坦言，大学生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可能提出的问题会很幼稚，这不要紧，慢慢地形成习惯后，就能提出高水平的问题了。
葛墨林还表示，不仅要学会提问，而且还要学会正确对待别人的不同意见。“多数人提问是善意的，作为研究者，要善于从批评意见中学习东西。多了一个老师，何乐而不为呢？”
发现问题不容易，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更不易。比这些更可贵的是，葛墨林还敢于将这些问题和办法在大众场合说出来。“只要有益于研究，有益于人才培养，我不怕得罪人，不迷信权威。”葛墨林扶了一下黑框眼镜，笑着说道。
这个血液里有着大西北味道的院士，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正义感，才敢于在各种场合发表犀利的真知灼见。针对长期以来科研评价体系过于单一、评价活动过于频繁、唯论文化、唯SCI指标的倾向，他也敢于抨击：“这个时代该终结了。评价体系既要重基础研究更要重成果应用，科学研究既要基于兴趣看重个人自由式探索，也要切中国家需求进行协同创新。”
在别人看来，物理艰涩难懂，但葛墨林却一直强调：“物理是有血有肉的学科，决不能教成‘八股文’。一定要把各个知识点的‘隔板’拆开并去掉，发现学科知识带给科技、生活的魅力。”
干了一辈子物理，这位老人直言自己就是喜欢，愿意为之奋斗，而他对后辈的期望是：“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是最重要的。有了兴趣，再多的困难都会想出办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