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学校任教。这是我初三时的母校，当年豪情万丈、壮志凌云，谁知3年师范学习后竟然又回来了，这是当初想也想不到的事。学校依然那样破败，土打的院墙已坍塌不少，墙上那些豁口常常是偷懒学生的捷径。
3年前坐在讲台下听课的我，今天成了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这种身份的转换非但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激动，反而带来了巨大的失落与伤感。就在这个时刻，少年所有的美好理想倏忽而逝，且逃遁得无影无踪。
宿舍不搭床，盘土炕。本地常常刮风，呼呼地刮了一夜大南风，早晨睁眼一看，红缎被面上落了一层土，都成土被了，人一动，被面上的尘土扑簌簌地直往下淌。
与我一同进校的年轻人，还有王周，那年他刚满18岁。王周是个乐天派，每天饭后总是站在宿舍门口，对着南面的山梁吼上一通歌曲，惹得学生们叽叽咕咕地笑。
乐天也罢，苦闷也好，音乐往往是人们发泄情绪的首选。于是我向别人借了把二胡，王周从家里拿了把三弦，两个人一边弹一边唱民歌《刮地风》。不久又调来一位年轻教师李存智，他很活跃，也能拉二胡。就这样，每天饭后，我们这支小乐队就会演上一通，学生总是远远近近地站着欣赏。在我们的组织下，学校的歌咏比赛及其他娱乐活动也开展了起来。
当时学校还有10多位年近30岁的年轻教师，他们都已娶妻生子，在当地工作了好几年。相对于我们的恐慌和迷茫，他们显得优哉悠哉，课余多是聊天、喝酒、打麻将。当时，我便与王周约法三章，这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因为此三者，实属不良嗜好。
现在想来，那时刚步入社会，颇有些忧患意识，给自己头上悬了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在他人“堕落”时，我们发奋读书。我们俩分别订阅了10多种杂志，涉及文学、音乐、美术、武术、书法、电影和戏剧等，门类不可谓不繁多。订报刊的费用大约是一个月的工资，这在当时也成为校园里啧啧称奇的事。
看书之外，我们崇尚运动。王周喜欢晨练，每天早上在操场一角压腿、下腰、劈叉——粗粗笨笨的一个人竟能劈平叉，最后又打一套拳，吸引了不少目光。我则有点懒，又觉得在学生面前练这些难为情。后来在王周的鼓励和督促下，我也到操场上晨练了。
尽管如此，却难免由于现况而苦闷、寂寞、怨天尤人。不知谁说过，写作是最好的发泄手段。于是，在狂风呼啸的晚上，昏暗的台灯下，我就用纸笔排遣无尽的愁绪。那时，我常偷偷地将稿子寄给一些杂志社。
那4年，我没能发表一个字，唯一变成铅字的是给《少年文艺》提的一条建议。奇妙的是，这条建议让我多了几位朋友，他们来自江苏、山西、云南等地。从此之后，我们开始了多年的书信来往。书信让我呼吸到了外面的新鲜空气，让我欣喜，也让我忧伤。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失去了联系。现在特别怀念那些读信的日子，怀念至极，就打开那数百封信件，字里行间全是逝水年华。
4年之后，我离开了那所学校。后来，当初一起进校的同事也渐渐各奔东西，唯有王周做了留守。偶尔见面，他烟也抽，酒也喝，听说麻将也打。而我呢，只有烟还不抽。书虽还读，但一年之中，翻不了几页。我们都已“堕落”了。曾经的三个约定仿佛伴着青春岁月渐行渐远，偶然记起，已如青春相册里微微泛黄的照片，让人唏嘘。如今再次忆起往事，也是为了时时提醒自己，曾经怀揣梦想，克己自律，为当下的自己敲响警钟。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靖远县第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