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我初中毕业考上浙江省平阳师范学校，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浙江省首届中师生。
平师校园在平阳城东依山而建，从校门进来是食堂、琴房，登几十级台阶上去是个小广场，广场左边是一幢教学楼，右边是一幢宿舍，正前方是仙坛寺，图书馆设在寺里，寺后面十来级台阶上去有个小操场。校园很小，设施也很简陋。
我家在瑞安农村，去学校要坐船3个小时到瑞安县城，穿过长长的老街，再坐渡船到飞云江北岸，然后继续坐船一个多小时到平阳县城。同学们基本上来自农村，因交通不便，大多一个学期都不能回家，家人也没条件来探望。少小离家的相同境遇，使得同学关系特别融洽。
师范课程重技能，三笔字、美术、乐器，样样抓得紧。农村来的学子没接触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学。中师3年，没有一点艺术细胞的我居然学会了钢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口琴、笛子、二胡等多种乐器。
学校对教学技能更重视。每周开普通话达标课、说话课、教学法课，任教老师个个很优秀。还记得，教我们普通话的是卢剑平老师，她是语言学家徐世荣的学生，发音标准，我们很佩服。说话课、教学法课，授课的是平阳县小学名师陈文楚，她教我们如何与小孩子对话——从她身上我们深切感受到什么叫童心、母爱。教历史课的童洪锡老师口才超群，后来他转行成为知名律师。教音乐课的是葛培桢老师，我们常从报摊上找到他谱曲的流行歌曲。教文选课的姚亦菲老师是年近六旬的作家，创作的儿童剧在全省各大剧院巡回演出，他引导我和许多同学成为文学青年，我工作后赢得更多发展机会，与姚老师教给我的写作基本功是分不开的。姚老师当了我们两年班主任，他经历过人生苦难而依然热爱生活、热爱教育，一直是我们全班同学的精神偶像。
到了二年级，我们就被安排到小学见习，三年级又安排几个月时间实习。我原来性格很内向，实习时上了讲台却滔滔不绝，令人刮目相看。
记忆中，同学们个个都“很厉害”，几乎都是放弃重点中学来读中师的。这么多尖子生在一起，加上住校老师的悉心引导，学风很盛。白天，校园几乎任何一个角落都有自学同学的身影；晚间，教室、图书馆、琴房总是灯火通明。
学校对课余时间管理很严格。大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体艺活动，课间、课后、周末，校园里飘荡着歌声、乐器声、普通话朗读声、演讲声和体育场的喝彩声。当时流行台湾校园歌曲，校门外小摊上有卖歌纸的，每出来一首新歌，同学们抢着买，不久全班同学就合唱，这些歌词朦胧、抒情，很受欢迎。同学们还喜欢三五成群组成讨论组，家事、国事、天下事，有聊不完的话题，也有面红耳赤的辩论。学校偶尔会在小广场放电视，放过女排争夺冠军的比赛直播，几百名观众一会儿欢呼、一会儿惋惜。这些娱乐活动之外，大家的时间基本都用于学习。
说中师生有助学金、毕业包分配就有自豪感，那不尽然。20世纪80年代初，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同学们大都因为家庭贫困、父母希望孩子早点工作而被迫放弃重点高中来读师范，或多或少有挫败感。我刚来时心神不宁，有一次居然掉到学校食堂的柴仓里，想到自己放弃读瑞安中学选了中师，难免心中懊悔，在柴仓里抹泪痛哭。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师教育具有神奇的力量，一个学期不到，同学们几乎都认同“教育兴国、匹夫有责”，都下定决心为民族振兴而愿意到乡村从教。印象很深的，我们常常合唱《橄榄树》，每当唱到“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时个个泪眼汪汪，大体上是想到背井离乡、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而放弃更好前途的辛酸，再唱到“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时，又为教育兴国的梦想而个个神采飞扬。
中师毕业后，同学们大多被分配到乡村小学任教，喜忧参半。忧的是，每月工资33元，买大米只能买30多斤。十八九岁本来正是求知的黄金年龄，却过早地开始谋生。喜的是，在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时代，中师生勇挑重担、成长飞快。我们这一届后来出了一批特级教师、名师、名校长，有机会从政者政绩都很出色，更多同学虽然淡泊名利，但几乎都是当地最受欢迎、最受尊敬的教师，这是机遇的垂青。
岁月如歌，转眼间，一代中师生芳华褪尽，教育生涯陆续落幕。重温尘封的记忆，那亲如手足的同学情，那恩师谆谆的教诲，那求学少年的迷茫、奋进与化蝶时光，那梦中的橄榄树，都变得弥足珍贵，让人无限怀念。
（作者系广东碧桂园实验学校总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