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读书应该是一种本能。所以，教师之间需要交流的是各自的读书收获，而不是“该不该读书”“有没有时间读书”。但很遗憾，我们现在许多时候在一本正经地讨论读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批评一些教育者：“在阅读课上，学生读得很少，而关于所读的东西的谈话却很多。”其实，教师阅读何尝不是如此？当然，这也是当代教师无奈的现实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呼吁重视阅读，交流一些读书方法，也并非没有必要。
严格地说，读书是很个性化的事。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兴趣，不同的阅历，甚至不同的性格，都会使“读书”成为与众不同的事情。所以，个人的阅读经验并不能公式化地推广给所有人。但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至少对年轻教师来说或许有所启发和借鉴。
我之所以读某一本书，标准只有一个：是否需要这本书？当然，这里的“需要”包括功利性的需要和非功利性的需要。所谓“功利性需要”，并不是贬义的说法，而是指与我的职业或生活有关，比如教师备课需要读的书，以及为了更好地引领学生成长而读的有关教育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书，这种功利性阅读是必需的。但除此之外，教师还应该有“非功利性阅读”，即不是为了眼前的“急用”而读书，甚至这些阅读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功效，纯粹就是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建构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精神世界。
我的阅读选择或者说阅读结构可能与许多教师不同。一些专家说，教师的阅读结构应该是这样的：教育类占50%，教学类占30%，人文社科哲学类占20%。我差不多是倒过来的：人文社科哲学类占50%，教育类占30%，教学类占20%。所以，我读的书很杂，可每一本书都是我发自内心想读的。
教师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那么，这“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灵魂”是否饱满充盈，则更多取决于“灵魂工程师”是否有尽可能宽广的“非功利性阅读”，特别是读教育以外的书。其实，所谓“功利”也是相对的，教育本身就与时代风云、社会发展息息相通，所谓“教育以外的书”，实际上直接间接都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曾长期当班主任，不是《班主任手册》之类的专业书而是《平凡的世界》《傅雷家书》《风雨中的雕像》《谁生活得更美好》等作品让我与学生的心灵走向纯净与崇高。我曾经在一次青年语文教师座谈会上说：“我认为，教语文不能就语文论语文，要站在教育的高度打量语文；搞教育不能就教育谈教育，要站在社会的高度审视教育。”
我不喜欢“必读书”的说法。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凭什么要我“必读”》，文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别人推荐可以，比如10多年前我读《南渡北归》，就是学生推荐的。现在我参与一些书目的编制，都不用“必读书”的说法，而是“推荐书目”。的确仅仅是“推荐”。
不同的书，我的阅读方法不完全一样。文学作品，我基本上是一气呵成，很少在书上做任何勾画，当然偶尔读到特别美妙的语句也会随手做个记号；而学术著作，我则一边读一边想，有时候还反复看值得思考或推敲的段落，并自然而然地做些圈点勾画；有的阅读是为了提取相关的素材或观点，我便重点读相关的部分，其他便一目十行浏览；对心目中的经典，我则反复读，一边读一边圈点勾画，但很少写批注。我觉得在重要语句下面圈点勾画，比写批注更重要，也更实用——以后要引用相关观点或原句，极容易找到。
最好的阅读是读一读，想一想，画一画，聊一聊。就是边读边思考，同时情不自禁地用笔在书上画重点，或自己感悟最深的语句，然后找人交流。“聊一聊”也可以是集体活动。前不久一个周末，我与工作站的一群年轻教师到了成都郊外的一个古镇，在茶楼上就《南渡北归》的阅读展开交流，效果非常好。
对我来说，阅读任何一本书都是与思考、写作融为一体的。读的时候，我习惯于运用批判性思维：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作者的论证是否严密？论点与论据之间是否符合逻辑？这句话是不是说得有些绝对……当然，思考也包括联想——由作者联想到自己，由书中的内容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由中国想到世界……这些思考，在我读完一本书之后都会形成一篇文章。所以，我每年几乎都要写20万字以上的读书笔记。
不少教师爱说“没时间读书”，其实只要真正想读书，就不可能没有时间。可能某段时间的确因为事情太多，没来得及读书，但对热爱书籍的人来说，他一定会设法把耽误的阅读补上——就像睡眠，就像吃饭。因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阅读就是生命的呈现方式——套用一句名言造个句：“我读故我在。”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