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的实践来看，许多学校更倾向于从“科目”的角度来理解和推进儿童哲学。这种倾向自然有其根源，但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要应对这些挑战，将儿童哲学化作“方法”，或许提供了一种可能。
儿童哲学的“科目化”倾向。将儿童哲学作为“科目”，可以追溯到“儿童哲学之父”李普曼那里。他在给哲学系学生讲授逻辑学课程时，发现他们的推理能力和对逻辑的了解都十分粗糙。他深感，要培养这种能力，必须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起步，但当时的中小学不仅没有哲学的启蒙或训练，而且所实施的教育也不利于哲学思维的发展。于是，李普曼开启了在中小学实施和推广儿童哲学的计划。从这个开端来看，儿童哲学并非都是面向儿童的考虑，也有明确的哲学和教育上的立场。在李普曼的方案中，儿童哲学是一门专门进行思维技能训练的课程，与其他学校科目一样，需要有结构化的主题或内容、固定的教学时间、受过专门训练的师资等。这种“科目化”的倾向也延续至今，构成了学校推进儿童哲学的常见路径。即便有些学校把儿童哲学视为更具综合性的“项目”“社团”或“活动”，但实际上采取的也是与“科目”相类似的方式。
“科目化”儿童哲学面临的挑战。对学校和教师而言，作为“科目”的儿童哲学，无论是在理解上还是在操作上都相对明确，也更容易接受。但是，这种“科目化”的倾向也面临着几个方面的挑战或问题。第一，儿童哲学所指向的高阶思维（如批判性思维）等目标，是否有必要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第二，即便有必要，这些目标是否必须通过设立专门的儿童哲学课程才能达到？或者说，是否有可能借助既有的学校课程就可以达成这些目标？第三，如果儿童哲学相对于语、数、英等科目更为一般或综合，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学生应该在对语、数、英等科目有基本的认知之后才能学习哲学呢？第四，儿童哲学是否具有像各门具体科目那样清晰的学科结构和逻辑？如果哲学的问题或主题适合中小学或幼儿园各年龄段的孩子讨论的话，那么，又如何确定这些问题或主题的层级和梯度呢？此外，还有一些更为实际的问题，如学校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或空间留给儿童哲学？它又如何与更为广泛的各个学科的教学关联起来？
作为“方法”的儿童哲学。要避免儿童哲学在“科目化”方面的困难，有一种路径就是将儿童哲学化作“方法”。结合当前学校的实际，作为“方法”的儿童哲学主要有四重意蕴：
首先，它是一种尊重儿童的方法。儿童哲学要求教师关注各科教学或活动内含的“大观念”或“大问题”，并鼓励和引导每个学生带着自己的经验或认识，对这些观念或问题进行自由交流和讨论。这个过程不仅不排斥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平等参与，甚至也不赋予或确保教师的知识权威，由此使得“尊重儿童”在教学上成为可能。
其次，它是一种探究观念的方法。英国哲学家贝克莱认为，每个人都有观点，却少有人在思考。儿童哲学不仅仅是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在对话中反省自己的观点，建立更为清晰、更可辩护的观念。
再次，它是一种深化学科教学的方法。儿童哲学不是外在于既有的各门具体学科的教学，而是内在于这些学科的教学之中，并将其提升到更为一般、更为整体、更为全面的层面，从而发挥它们的综合育人价值。
最后，它也是一种助推学校变革的方法。正如李普曼所言，学校如以教育为其使命，就应该全力帮助儿童去发现和获得与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的各种事物的意义。思考是帮助我们发现和获得这些意义的重要技能，因此，教会儿童思考就是让学校回到教育的目的上来。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