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10多年前，也许是20多年前，我的名字渐渐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让许多人眼熟。我有了一些追随者或者叫“崇拜者”——那时候，还没有“粉丝”这个词。每当读着那么多素不相识的教师对我的评价，每当我讲学时被许多教师簇拥着合影，坦率地说，我还是很开心的，或者说是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现在，无论我怎样真诚地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教师们也会认为我是“谦虚”或“故作谦虚”，因为客观上，我就是许多教师心目中的“教育名人”。
但是，看着那些关于我的“高大上”的滚烫文字，我隐隐不安：这写的是我吗？我真有这么完美吗？
当然，无论是教师们对我的“崇拜”，还是他们文中对我的赞誉，都是非常真诚的。但是，这些“崇拜”与赞誉的依据仅仅是我的著作和报告。在这些著作和报告中，我所写所谈的都是我的教育情感、教育思考和教育故事，这些当然是真实的，但毕竟是经过“过滤”的——“过滤”了我的日常生活中许多琐碎的喜怒哀乐，比如我有时“茶不思饭不想”的郁闷、“拍桌子打板凳”的烦躁、“灰溜溜”的沮丧和“气不打一处来”的恼羞成怒等。如果我的“粉丝们”知道了这些，还会那么“崇拜”我吗？
我经常对我的“崇拜者”说：“其实我和你们差不多。论实践，许多教师不比我差；论思考，许多教师不比我弱；论阅读，许多教师也不比我少。我可能仅仅比你们多写了一些文章，多出版了一些著作而已。”
当然，也不是说我就没有一点“过人”之处，我不会一味地贬低自己。我对教育，第一，很纯粹、很真诚，而且至今没变；第二，很专一、很执着，同样至今未变；第三，有浪漫、有情怀，我一直把教育当做诗来写；第四，有儿童视角，我喜欢站在学生的角度看问题；第五，勤于思考，我细腻而敏锐，能够从一些琐碎的或者说人们司空见惯的地方思考一些问题；第六，乐于写作，再加上笔头很快，我记录了许多原汁原味的“教育现场”。也许，这些算是我的“过人”之处吧！
我的著作中有许多刚参加工作时与学生的合影照片，这让许多教师感动、感慨。常有人问我，是不是从教之初就立志成为教育名人，所以有意识地积累资料，为今天的著述讲学做准备。呵呵，当然不是。相反，如果我一开始就按“成为名人”的目标“设计”自己的“路线图”，那么我每走一步都要“算计”，我会怀着非常功利的心去上每一堂课，去带每一个班；我脑子里随时会盘算如何在某次教学大赛中“一炮打响”，会随时琢磨如何通过班级管理在全国率先创立一个“教育模式”，进而成为“中国某某教育第一人”……可以断言，如果那样，我走不到今天。因为，我很可能早就因名利之心而“栽”了。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操作模式”。仔细想想，无论《爱心与教育》还是《做最好的老师》，无论思想还是实践，我都毫无新意。这些著作所蕴含的思想都是常识，无非就是“爱心”、“尊重”、“民主”，这哪是我的“首倡”呢？书中所呈现的实践也都是常规，无非就是“谈心”、“鼓励”、“活动”，教育哪有那么多“创新”？我也没有想过为中国教育提供什么“原创性”理论或模式。30多年来，我就想着如何将自己我所敬佩的中外教育家的思想有机地运用到我的班级实践和课堂教学——如果做到了，我就满足了；如果还做得很好，那我这一辈子就很“了不起”了。
尽管如此，教育依然给了我丰厚的回报。我说的“回报”，不只是指国家给我的各种荣誉称号，也不只是自己写的64本虽然肤浅却很真诚的教育著作，而是我与历届学生共同拥有的充满人性故事的温馨记忆——这是教育对我最重要最珍贵的“酬劳”。各种荣誉称号都是我从教之初没有想过的，当初没想过，所以就算后来没有这些，我也不会失落，因为在教育的过程中我已经感受到了幸福！但后来各种荣誉从天而降、纷至沓来，我也不会拒绝，给我我就接着，没什么不好意思。我认为，刻意的拒绝和追求，都证明你太在意了。一切，顺其自然。
从教35年，我莫名其妙地成为别人眼中的“教育名人”。回想自己走过的路，不由感慨：其实“名人”也好，“专家”也好，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瓜熟蒂落的成果，并不是功利般“孜孜以求”的结果。当我们怀着浮躁的心去计较每一个得失，过于在乎自己是不是“名师”，到头来可能什么都会失去——这叫“多情总被无情恼”。相反，什么都别去想，只要守住自己朴素的教育心，善待每一个日子，呵护每一个孩子，岁月总会给我们以丰厚的馈赠——这是“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