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问：您与陶行知有着特殊的情缘，曾编辑出版了《陶行知全集》，去年又出版了《陶行知大传》。为什么要花如此多的精力专注研究陶行知？
周洪宇：1982年，我刚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学校教科所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时任湖南教育出版社社长李冰封无意中发现了华中师大刊印的纪念陶行知90诞辰小册子，前来商谈编纂《陶行知全集》一事。由于我在教育史教研室工作，又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就被委以起草体例、框架等任务。这次机遇为我打开了一扇窗，使我走上了陶行知研究之路。
通过整理、分析研究，我越发觉得，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打破了区域性界限而走向世界。尽管海外从事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情况很不平衡，但总体趋势是研究队伍越来越大，研究重心从研究陶行知本人转向他所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陶行知研究正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今年是陶行知诞辰125周年，也是陶行知逝世70周年。10月18日，华中师大组织召开了第二届陶行知国际研讨会，就是为了聚集全世界的著名学者共同探讨陶行知教育思想。我们深知，陶行知的事业是人民共同的事业。
知行，行知，到行知行
问：陶行知特别重视“行”的作用，您觉得重视“行”对今天的教育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周洪宇：陶行知主张的“行”是做，是动手，是实践。他的教育思想，经历了从“知行”到“行知”再到“行知行”的过程。
重视“行”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和方法。不管是杜威的从做中学，还是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都在强调一个事实：与间接经验一样，直接经验是重要的学习方式和方法。在经验、活动中，学生明确活动目的，在活动和作业中能找到意义感。重视“行”，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使其从“已知世界走向未知世界之旅”。
重视“行”能够启发学生思考。陶行知说“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思想不能凭空而来，必须来源于行动。创造是且行且思的过程。诚然，在今天的教育中，学生主动解决具体问题时，不仅动手能力得到培养，而且在行动中存疑，动脑动手、知行合一，有益于创造力的培养。
重视“行”促进人的智力、体力和品德等和谐发展。陶行知指出，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这对当前加强学生的知行合一教育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学会做一名好教师
问：陶行知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宋庆龄曾评价他是“万世师表”。您认为从陶行知那里，我们如何学会做一名好教师？
周洪宇：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借鉴：
做一名好教师，要有坚定的教育信念和理想。陶行知一生为教育呐喊，如何培养一批好教师积极去改造旧教育，促成民主共和社会，自然成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作为一名“教育家型教师”，对教育抱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可以说，有理想信念是好教师的人格基石。
做一名好教师，要有明确的职业定位。谈到创办晓庄学校的目的，陶行知提出要养成有乡村领袖能力的教师，使教师成为学校和乡村的灵魂；教师对待教师职业、教育事业应有职业认同感，为儿童需要之职业；教师应明确自己的专业和特长，在教育方面才会更好地施展才华。这就告诉我们，教师应对自己的职业定位有清晰的认识，不仅做一名专业人员，也要成为研究者、终身学习的践行者。
做一名好教师，要有基本的职业素养。陶行知认为，教师应有康健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最后是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些是成就一名好教师的必备条件。
做一名好教师，要有职业伦理和精神。陶行知倡导“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震荡人心，发人深省。陶行知说，晓庄学校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学校……一个乡村小学里的教师有了这份爱，便是一个晓庄；100万个乡村小学里的教师有了这份爱，便是100万个晓庄。爱是教师对学生、对社会责任的升华。今天，仍要高举爱的大旗。
做一名好教师，要有自身的专业成长与发展。陶行知十分重视教师的进修与自我再教育。他说，学生求学固然要学而不厌，就是当了教员，还是要继续的学而不厌，教到老，学到老。
做一名好教师，要有正确的学生观。陶行知主张，教职员工和学生共甘苦、共生活、共造校风、共守校规，要了解学生、解放学生。陶行知注重以人教人，推崇民主的师生关系。确实，成为一名好教师，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是重要的因子。
乡村教育造就乡村“新生命”
问：提起陶行知，他所主张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让我们耳熟能详。您认为他在乡村教育方面探索的经验具有哪些时代意义？
周洪宇：陶行知在乡村教育方面的有益探索，是关于乡村师范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晓庄学校可以说是陶行知的教育“理想国”。陶行知鼓励有才干、对乡村教育有志趣的人到农村去，促成了包括晏阳初、梁漱溟等在内的学者致力于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为了使乡村教育适应中国乡村生活的需要，陶行知建议让教育与农业、科学、银行、卫生、交通等“伟大势力”携手，共谋改造之策。他还提出，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以乡村教师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以乡村自治作为改造乡村的组织保证，将“政治、经济、教育打成一片”，通过这些造就中国乡村“新生命”。
问：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对国家和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专门提出了国难教育，这对教育有什么影响？
周洪宇：的确，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大教育家，也堪称“政治家”。陶行知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不是追求民主政治，就是追求民族解放；不是投身民主政治的民主运动，就是投身追求民族解放的民族运动。尤其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和文化方面，已经起到倡导和领导民主运动、民族运动的作用。陶行知倡导和领导全国文化教育界救国运动，领导全国民主教育运动，直至1946年7月去世，这是其“政治家”生涯的完成期。陶行知说过：“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他还积极进行文学创作，时刻站在大众的立场，极力弘扬正气；在国难当头，他倡导救国，号召抗日。
一生无愧“万世师表”
问：陶行知一生受到许多赞誉，被公认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优秀的大众诗人，杰出的民主战士。”您是怎么评价陶行知先生的？
周洪宇：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陶行知第一个从战略高度对中国教育作出了全局性思考，开创了从基础教育到师范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的教育理念及教育实践，并且将城市平民教育与乡村教育衔接起来。他还建立了富有原创性的生活教育学说体系，培养了李鹏、张劲夫、刘季平、董纯才等大批优秀人才，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陶行知具有爱满天下的博大胸襟，乐于奉献的伟大情操，炽烈真诚的教育激情，不屈不挠的刚毅品质，开拓求新的创造精神。正是这些人格特质，铸就了陶行知丰富而深邃的精神世界，为他在中国现代文化诸多领域的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
问：您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周洪宇：陶行知是中国思想史上有代表性的“勇于创新”的思想家。他被誉为“新中国思想界的圣人”“人民至上主义者”。陶行知从“知行”到“行知”，再到“行知行”的过程，也正是其哲学观的具体体现。他坚信“行是知之始”的唯物主义，最后形成了“行知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陶行知在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教育学说。他强调“生活即教育”，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在生活教育理论中，占首要地位的并非“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三个单独存在的“因素”，而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将这三者有机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们只有全面认识陶行知、理解陶行知、研究陶行知，才能更好地从陶行知的思想、人格、事业中汲取营养，建设好今天的教育伟业。
（作者单位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