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近日于南京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就教育与共同富裕及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认为，党的二十大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教育经济学研究和发展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也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和理论课题。
让教育在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上发挥应有作用
共同富裕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杜育红在致辞中提出，大力发展教育是实现创新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工程。但教育是一把双刃剑，过度强调筛选功能，过度内卷化的教育不仅不能促进创新发展、改善收入分配，反而会扼杀学生创造力，恶化收入分配。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教育与创新发展的关系、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让新时代的教育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教育，真正成为创新发展的动力，真正促进收入分配的改善。
以教育促进共同富裕，就要对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十四五”时期，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被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目标之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丁小浩认为，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增加属于做大蛋糕范畴，收入分配是分好蛋糕的问题，两者的实现原理和机制有很大差别。如何让教育在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上发挥应有作用，不只关系到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充分挖掘教育在国计民生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不盲目地让教育过度承受其不能承受之重，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教育是拔除“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也是促进代际流动的有效手段。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吴克明研究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可以促进代际向上流动，但与精英阶段相比，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对代际向上流动的影响有所减弱。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弱势阶层，应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不应轻易放弃高等教育投资机会。为避免或打破“阶层固化”现象，政府需要大力推进就业公平竞争和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为缓解当前的阶层焦虑现象，需要增强高等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政府要努力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创造更多阶层晋升机会。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教育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重要促进作用，因此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是中国教育财政的核心政策指标，自2012年达到这一目标后，迄今已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晓宇研究发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受到生均教育成本、人口年龄结构、高等教育普及率以及教育经费政府负担度的影响。陈晓宇认为，未来我国显著存在各级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水平提高的需求，以提高质量、改善公平；高等教育普及率提高还有较大空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会继续加强其教育经费主渠道的作用，政府负担度将维持较高水平。以上因素将导致对公共教育经费需求不断增长，教育经费供求矛盾长期存在。
教育投入管理是极为重要的教育治理命题。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叶忠认为，今年9月份实施的《中小学校财务制度》对原有财务制度进行了一系列优化与完善，例如强调要实施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提高了学校财务管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政策实施中应在预算编制、预算风险、服务性收费与代收费等方面加强管理和研究。
提升教育投入与产出效益，提高教育质量
促进教育优先发展，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产出效益，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有效保障。
补短板，提升弱势群体学生教育质量是推动教育向更高质量与更加公平方向发展的重要举措。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雷万鹏研究发现，在社会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背景下，要高度重视随迁子女、留守儿童、单亲儿童、贫困儿童等弱势儿童教育与发展，构建起适应弱势群体发展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这是促进弱势儿童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选择。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0—17岁流动人口共有9444万人，义务教育阶段4416万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胡耀宗研究发现，相比于2010年，2020年我国义务教育适龄流动人口子女规模扩张了一倍多，分别有25.54%和32.20%的小学与初中适龄儿童因就学流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中大部分就读公办学校已得到保障。胡耀宗建议，第一，为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增加相匹配的教师编制，省级统筹教师编制的社会保障。第二，将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子女基础教育纳入政策议程。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进程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部署，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纳入基础教育学校布局规划；针对初中后半段学生大面积回流现象，完善高中入学政策。第三，从2020—2035年中长期来看，适龄流动儿童总量可能呈先增加后大幅度下降趋势，要坚持“前瞻性”原则，在保障学龄流动儿童教育需求的同时，长远考虑适宜且弹性的教育政策工具。
大力提升县城教师的专业素养，是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关键一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杜屏研究发现，导师制（教师是否接受专业培训）更新了县城小学教师教学理念，提升了教师的教学能力与专业水平，有益于促进师生关系的改善。杜屏建议，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提升骨干教师队伍领导力，发挥骨干教师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建立县镇学校专业发展共同体网络，涵养教师专业发展能力，营造合作文化；加强教师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内在动力的能力；建立教师专业发展支持平台。
提升教育投入与产出效益，提高教育质量，是新时代教育发展之所急。
基础教育阶段，如何促进“双减”落地并取得成效，是当前教育热点和难点。首都师范大学中小学生校外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薛海平认为，“双减”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效果，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与过重的校外培训负担均有所减轻，但学校的课后服务专业化水平还仍然不足、部分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过重，未来需要从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双减”政策。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杨娟研究发现，北京市近年来“多校划片”政策的出台降低了学区房溢价效应，但“集团化办学”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起到抑制作用。
高等教育阶段，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是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具体体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昌君利用人力资本理论、新人力资本理论、筛选理论等教育经济学理论分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存在的“考证热”“考研热”“慢就业”等一系列热点现象，认为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既需要高校重视人才培养质量，也需要政府“盘活”整个市场经济，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进全球教育治理，是加快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增进教育福祉的重要内容。本次年会主题涵盖了来华留学质量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志民研究发现，来华留学生会产生人力资本效应、资金效应、关系网络效应以及多样化环境效应，进而影响到高校的科研产出，且来华学历层次越高，效果越强。刘志民建议继续扩大高质量来华留学生规模，完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制，提升来华留学生服务校科研产出的效率。
统筹实证研究与质性研究，提升教育科学研究效度
反思教育经济学理论的局限及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两大范式之争，也是与会专家探讨的重要内容。
社会上出现的“寒门贵子”等现象挑战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系统性。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张羽认为，人文属性一直是教育经济学者知晓并承认的重要属性，而且学科的交叉促进了更多投入产出的人文属性量化分析，但这一方面研究缺乏系统性，这也就导致模型的整体存在经济学视角的片面性，从而削弱了所得结论的合理性与实用性。教育产出具有多元性，不能仅关注产出的经济收益。
学者还探讨了大数据技术在教育质量评估中的运用。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宗晓华从大数据技术的内涵出发，指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是新时代教育评价领域的重要前沿方法。结合“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教育质量评价课题成果，宗晓华教授强调大数据技术可以基于文本挖掘与网络爬虫的方式获取传统方法难以测量与获取的指标数据，从而进一步扩展现有本科教育质量评价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