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电通》画报刊登的《义勇军进行曲》。资料图片
国歌从淞沪抗战的前沿唱响
“一·二八” 淞沪抗战，二十九军血战长城，有进无退，十九军淞沪迎敌，奋不顾身。1932年2月，身处上海的秘密共产党员聂耳与田汉等党领导的左翼文化人士，一起去前线慰问抗日军队，他们演唱的《毛毛雨》《桃花江》等歌曲柔情似水，让伤员们焦躁不安。看到这种情形，聂耳唱起了激情澎湃、节奏鲜明的法国国歌《马赛曲》，这首充满着战斗气息的军歌，立刻受到战士们的欢迎，精神为之一振。这让青年作曲家聂耳萌生写一首“中国的马赛曲”的强烈愿望。
1935年2月，由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将军投拍的电影《风云儿女》进入创作阶段，田汉担任编剧，并且完成了主题歌歌词的创作，聂耳主动承担了为主题歌谱曲的任务。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引起了巨大轰动。电影散场了，观众却高唱着“起来，起来，起来”久久不愿离去。从此以后，《义勇军进行曲》不断在中国大地传唱，无数抗战将士就是唱着这首歌，以血肉之躯报国疆场。
新中国筹建之初，1949年7月，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和各界人士一道，兴奋地为新中国商定国歌，在600多件国歌征集稿中，《义勇军进行曲》一举夺魁。但也有代表提出，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周总理则建议就用原词，最终，毛主席拍板说：“我们今后还要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还要居安思危。所以，这首歌曲中的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远，我表示赞同。”于是，《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新中国的代国歌。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从天安门广场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全中国，传播到全世界。
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曲折，是无法磨灭一部伟大作品的魅力的。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全国人大正式确定我国的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国歌塑造上海的精神高地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声音形象，更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和集体意志的坚定表达，它凝结着民族文化的传统，体现着爱国主义的情愫。国歌在上海唱响，《义勇军进行曲》塑造的精神高地，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感悟——
其一，国歌让人们永远耳闻嘹亮的奋进号角。
我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一共84个字，字字千金；整首曲子只有37小节，46秒，但每个音符仿佛都在发出冲天怒吼。其前奏很短，只有五个小节，却出神入化地出现了三次三连音，它像机关枪的发射，又似奔腾的马蹄声，催促着每一个中国人投入抗日的战场。接下来坚定有力地呼唤：“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立刻让奋起抗争的情绪仿佛瞬间就汇聚成了澎湃洪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警句，聂耳在这里运用了全曲中的最高、最强音，并创造性地在“中华民族到了”之后，运用了一个八分休止符，让“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得到更加突出的强调，一下子点燃人们胸中的熊熊烈火。连续出现的三个“起来”，在旋律进行的音势上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强烈。“起来！起来！起来！”催促人们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歌曲的结尾“前进！前进！前进！进！”“前进”这一动词重复三次之后又落在一个“进”字上，象征着上前线的步伐铿锵有力、一往无前……
正是因为歌曲中包含着如此强烈的战斗性元素，才使我们的国歌始终像战斗的号角、奋进的擂鼓，让我们每一次唱起国歌，都能够血脉偾张，充满无穷力量和必胜豪情。
其二，国歌让人们在音乐美中赓续民族的文化血脉。
我国的国歌是创造性运用中华民族传统元素的一个典范。
从曲调看，国歌用的是中国曲调。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乐感特色，是民族性情的音乐体现。中国曲调中的“宫商角徵羽”五音，作为中国古乐基本音阶，早在距今2600余年的春秋时期就已形成，之后被广泛运用于音乐创作，塑造了中国音乐“含蓄、优雅、轻快、刚柔并济”的独特风格。我们的国歌正是用这五个音谱完成的。这充分体现了青年作曲家聂耳深厚的民族音乐修养以及坚定的民族音乐自信，也使中国人一旦唱起，就有一种天然的心声相通、情感相融，产生强烈的共鸣。
从歌词看，国歌最突出的意象就是“血肉之躯筑成的新的长城”。长城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奇迹，是中国精神的最高物质表达：它高大、挺拔，绵延矗立在群山之巅，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恢弘辽阔、气吞山河；但是，它又是依山起伏、阴阳分明的，代表着中华民族顺应时势、坚守正义，爱好和平、保卫和平的道义立场和坚定意志。所以，“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从民族心理的最深处，立起了为正义而奋起抗争的目标追求，把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感表达得深邃浩荡、淋漓尽致。
正因为国歌从词到曲，都传承着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基因，浸润着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滋养，才使我们每每唱起，犹如亲人相诉、同胞相拥，思想和感情在融汇中不断升华，生发出万众同心、共赴国难的家国情怀。
其三，国歌让人们始终心怀人类的休戚与共。
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不仅很快在抗日的最前线、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得到传唱，而且也很快被其他国家的人们所接受，成为不朽经典。
抗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被苏联、法国、捷克等许多国家翻译成不同语言，而且还灌成唱片广泛传唱。在西方，第一个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是美国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1940年的一次草坪音乐会上，面向上千人，保罗用中文唱响了《义勇军进行曲》。他在接受采访时饱含深情地说：“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多学几支中国歌。我要把这么好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受压迫的人听！”1944年马来西亚游击队也把《义勇军进行曲》照搬过去，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成“马来亚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很多马来西亚的烈士是唱着这首歌就义的。
二战结束前，有文化学者编了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歌曲选，《义勇军进行曲》位列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世界性歌曲，它不仅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深重苦难，唱出了所有被压迫人民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的共同心声，而且也表达了中国人民期望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获得独立自由，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国歌的神圣与尊严，来源于它与国家、民族内在而深刻的关联性。这种神圣性既具有共同体意识和意志的鲜明特征，又具有生动而鲜活的个体体验感。
国歌蕴含着战斗性、民族性、世界性、神圣性的精神内涵。奏唱国歌成为我们中国人精神世界中必不可少的“升腾瞬间”和“高光时刻”。无论何时何地，国歌响起时，总能激荡起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