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路易斯是著名童话《纳尼亚传奇》的作者，也是一位文艺评论家。本文摘自他的《文艺评论的实验》中《小结》和《尾声》两个章节。路易斯对一味要求学生提出自己观点，而不对文本有着充分理解的行为进行了反思性的批评。这与中国古代传统的读书法也有类似之处，与《朱子语类》中“虚心切己”便庶几相同。路易斯还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强迫学生发表观点，只能导致学生对教师的迎合。这在如今鼓励学生有独立见解的潮流中，似乎是一股逆流，但是我们细细想来，又不无警醒之处。（杨赢）
所谓“批判阅读”，乃误导。我也避免把我所赞成的那种阅读，形容为“批判阅读”。这一短语，假如并非随便称呼，在我看来则是极大误导。我在前面一章里说过，我们评判任何语句甚或任何文字，只有藉助看它是否起到其应起作用。效果必须先于对效果之评判。对整部作品，也是如此。理想情况下，我们必须先接受，而后评价。不然，我们没有什么可供评价。不幸的是，这一理想情况，我们在文学职位或文学圈待得越久，就越少实现。它主要出现在年轻读者中间。初读某部伟大作品，他们被“击倒在地”。批评它？不，天哪，再读一遍吧。“这必定是一部伟大作品”这一评判，或许会姗姗来迟。可是在后来之生涯里，我们都禁不住边读边评；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们于是失去内心之清静，不再能倒空自我（emptying out of ourselves），以便为全面接受作品腾出空间。假如我们阅读的当儿，知道我们有义务表达某种评判，内心清静就更是难上加难：比如我们为了写书评而阅读一本书，或为了给朋友提意见而阅读他的手稿。于是乎，铅笔在页边空白上开始工作，责难或赞赏之词在我们的心灵中渐具雏形。所有这类活动，都阻碍接受。
慎言文学批评。正因为此，我颇为怀疑，文学批评作为练习，是否适合男孩和女孩。一个聪明学童对其读物之反应，最自然的表达方式，莫过于戏仿或摹仿。好的阅读之必要条件是，“勿让自己挡道”；我们强迫年轻人持续表达观点，恰是反其道而行。尤其有害的是这种教导，鼓励他们带着怀疑，接近每一部文学作品。这一教导，出于一种颇为合理的动机。处身一个满是诡辩与宣传的世界，我们想要保护下一代免遭欺骗，就要让他们警惕印刷文字往往提供给他们的虚情假意或混乱思想。不幸的是，使得他们对坏的写作无动于衷的习惯，同样可能使得他们对好的写作无动于衷。过于“明智”的乡下人，进城之时被反复告诫谨防骗子，在城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实际上，拒绝颇为诚恳之善意、错过诸多真正机会，并树立了几个敌人之后，他极有可能碰上一些骗子，恭维他之“精明”，结果上当。这里亦然。没有一首诗会把其秘密透露给这样一个读者，他步入诗歌，却把诗人视为潜在的骗子，下定决心不受欺骗。假如我们打算得到什么东西，我们必须冒受骗之危险。对坏的文学之最好防范，是对好的文学的全心体验；恰如真正并深情结交诚实人，比起对任何人之习惯性的不信任，能更好防范坏蛋。
让孩子从事批评，只能是迎合老师。 说实在的，孩子们并未暴露出这一训练的致残后果，因为他们并不谴责老师摆在他们面前的所有诗歌。令逻辑及视觉想象无所适从的混杂意象，假如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碰见，将会受到赞扬；假如在雪莱作品中碰见，则会被得意洋洋地“揭露”。可这是因为，孩子们知道对他们的期待。基于颇不相干的根据，他们知道，莎士比亚应受褒赞，雪莱应受谴责。他们得到正确答案，并非他们的方法所致，而是因为他们事先知晓。有时，当他们事先不知，他们有时会给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答案，会使教师冷静怀疑那个方法本身。
文学作为“逻各斯”的价值：走出固陋。我理应得出的最为切近的答案就是，我们寻求一种自我扩充。我们不想囿于自身。我们每个人，天生带着自身特有的视角及拣择，去看整个世界。即便我们所构筑的超然的奇幻故事，也受我们自身心理之浸染及囿限。默许感性层面上的这一特殊性——换言之，完全信任视角——就显得荒诞不经。要不然，我们就应该相信，随着距离越来越远，铁轨还真的相距越来越近了。然而，我们还要在更高层次上，脱离这一视角幻象。我们亲身去看、去想象、去感受的同时，也要以他人之眼去看，以他人之想象去想，以他人之心去感受。我们不满足于是个莱布尼茨单子（monads）。我们要窗户。作为逻各斯的文学，就是一系列窗户，甚至是一系列门。读过伟大作品之后的感受之一就是，“我出乎其外”（I have got out）。或者换个角度说，“我入乎其内”（I have got in）；我穿透了其他一些单子之外壳，发现其内部样貌。
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因而，好的阅读尽管本质上并非一种情感的、道德的或理智的活动，却与这三者有某些共通之处。在爱中，我们摆脱我们自己，走入他人。在道德领域，任何正义或慈爱之举，都牵涉到设身处地，因而超越我们自身的争竞特性。在理解事物时，我们都拒斥我们想当然的事实，而尊重事实本身。我们每个人的首要冲动是，自保及自吹。第二冲动则是走出自身，正其固陋，治其孤单。在爱中，在德性中，在知识追求中，在艺术接受中，我们都从事于此。显然，这一过程可以说是一种扩充，也可以说是一种暂时之“去己”。这是一个古老悖论：“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选自C·S·路易斯《文艺评论的实验》，邓军海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