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怎样阅读诗歌才算有品味？历来众说纷纭，争辩不断。本文对“品味”这个词进行了辨析，作者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追求一些客观的、固化的标准，可能会离真正的诗歌越来越远。关键的一点，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这不仅对于诗歌阅读，对于所有文学作品的阅读也都有借鉴意义。但是作者也并不是一味主张个人感受，他也提醒我们要去认知让诗歌不朽的“确凿之物”，向真正的经典和典范之作学习，才能脱离低级的品味。（杨赢）
当我们说起自己喜欢某一首诗的时候，我们就对品味做出了判断。这种判断与逻辑判断或是伦理判断所具有的状态不同。逻辑判断讲究理智，我们下意识地认同，逻辑在我们所有人的头脑中遵循的都是同一原则。自康德之后的哲学家均将该原则称为理论理性。我们也下意识地认为，所有人对于伦理的判断应该是一致的。它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珍视，并被我们视为良知。哲学家把它称作实践理性。在梳理上述两个案例时，我们是默许了它们之中的普遍潜规则的，而在这两者之上，信教者还怀有更高一级的审判：信仰。它是向某种意识彻底敞开的胸怀，且“高于一切理性”；它既是理论理性的基石，也是指引良知的良师。而品味则完全不同。“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这句拉丁语的意思是“品味的事无可争辩”，它表达的是，在品味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法官能够为其做出判决。正因如此，批评艺术、音乐和文学的人才不知疲倦地争论着自己判断的效度。康德认为品味判断是“主观的”。但由于它是人类精神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所有人类都是相同的，所以只能将它视作“主体间的”。因此，与逻辑判断与伦理判断不同的是，个体无法要求其他个体的审美判断与其一致，但个体间却可以相互理解。就是为了求得这种理解，批评家们才争论不休。
文学品味的形成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作者自身，他们以自己的品味创作出文学作品，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共鸣。其次是批评家，他们也有着自己笃信的品味，并愿意把他与受过教育的广大群众分享。最后是读者，他们在购买行为中也为大众品味的形成贡献了一份力量。与其他的社会领域一样，该领域中也在上演着永恒不变的竞争：作者希望得到认同，批评家希望掌握话语权，读者则选择他们喜爱的作品。文学成了第四方。它尝试把有关作者的一切信息与他们的作品、图书市场以及阅读行为汇总到一起。然而文学所关注的大都是已经获得认同的作者，所以它在品味的形成过程中已经落在了大后方。而广大德语教师接受的正是这种文学教育，这不免导致了品味的固化，或许将成为新品味形成的最大障碍。
在品味形成的过程中，读者在文学中所能得到的帮助非常之少，至少在德语世界是这样的。因为在英语世界，文学与“科学”无关，而更像是一种文学批评，这与德国的文学就完全不同了。德国的文学是一种科学，所以它要求的是极度的客观。而这在品味的判断中是不存在的。所以一代又一代的日耳曼学学生一定都有这种经历：在用个人审美解读诗歌时却被告知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文学学者倾向于，不把美学品质作为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也不把它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这虽然提高了研究成果的客观程度，却导致了对艺术的盲目。甚至在一些备受瞩目的学者身上都能感受到这种盲目。
另一个加大了诗歌入门难度的障碍是那种学究式阐释诗中含义的仪式。当学生们被要求去诠释一首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默认了那是一首好诗，他们要做的只是去探究它的格式和其中深刻的内涵。这种对待诗歌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过分的认知重视。更为合适的方法是要求学生写关于诗歌的评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遵从自己内心，从而对诗歌引发的美学效用给出自己的看法并为之做出论证。这或许才能引领他们走上诗歌的轨道。遗憾的是，这种视角的转变是与整个文学系统相悖的。这个系统虽然孜孜不倦为科学而服务，在另一方面却更像是一种“文坛神学”。当年轻的作者还在为发表作品苦苦奋斗的时候，经典作家的作品却像是宗教典籍，不假评论便被奉为圭臬，就连那些没有意义的作品都能与顶尖之作享受同等待遇，专家同样以一片热忱为它做评注。然而，就连歌德也曾写过贫弱的纪念诗；除了精湛的作品外，里尔克也写过空泛无物的诗。只有知道了这些，才能够拥有分辨一首诗是好还是坏的眼界。在这个文学理论于精神单杠上翻飞的时代，再度重提特奥多尔·施托姆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在1875年出版的《克劳迪乌斯之后的德国诗人们写的家庭读物》的前言中，他就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了：
我从艺术作品中想要得到的东西和我对生活的期待是一样的，就是一种不假思索、直截了当的感动；所以它最完美的形态就是诗歌。诗歌的功用首先就是感性的，而它本身就又是精神的产物，就像是由花朵结成的果实那样。
然而，如今“感动”着我们，对我们而言“最完美”的东西将来是否依旧如此，最终只有时间这位法官能够做出判决。那些未能在一个语言文化社区的集体记忆中生根发芽的诗歌，可能有着这本书所提到的全部优点，但唯独缺少了一种让它不朽的“确凿之物”。可惜的是，过去几十年的德语诗歌以挑衅的姿态放弃了让自己再度获得丰饶的机会，这使得能让这些作品生根发芽的土壤都干涸了。希望学校能够重拾“典范作家录”的做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就好比音乐会中始终会有一些唤起集体记忆的必奏曲目一样，德语课中也应当教授一些必学的经典诗歌。如果它们从社会记忆中消失的话，那么诗歌的品味只能交给流行音乐的歌词来塑造了。尽管它们也能创造出审美愉悦，但是其源头将不再是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深刻的欧洲高等文化，而是粗浅的、全球化的流行文化。这一切看似都是在为和平与民主铺路，但它背后潜藏着的是文化记忆瑰宝消亡的巨大危险。
（选自汉斯·狄特·格尔费特《什么算是一首好诗——诗歌鉴赏指南》，徐迟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