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1896-1989），字唐臣。著名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曾担任北洋大学校长、中国交通大学校长等职，著作有《中国桥梁史》《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
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时遇到一桩难题：工科只有一个机械工程系且主任一职悬而未决。于是，学生致信校长郭秉文推荐了一位专家：“实吾国罕有之工业人才，大足改进工科，增光吾校。”这位专家不仅得到学生肯定，而且得到校长和中层领导的肯定，顺利地被聘为学校首届工科主任。这位主任就是有“桥梁之父”美誉的茅以升。
茅以升于1917年取得留美官费研究生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并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之后，他在卡耐基梅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并归国任教。他曾5次出任西南交通大学校长，还在东南大学、北洋大学等多所中国高校任教和主持校务，以务实的态度、专业的能力致力于教书育人和教育改革。
茅以升学贯中西，他不仅接受过传统私塾教育，而且接受了国外科学的工程教育。优良的求学经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让茅以升对国内教育特别是工程教育的弊端看得非常透彻。在茅以升看来，当时的工程教育与现实脱离，不适合中国国情。具体来说：一是理论与实际脱节；二是通才与专才脱节；三是科学与生产脱节；四是学生的入学要求重“质”不重“量”；五是学生毕业的条件是一切分数及格，而这分数大多指理论课程。在分析中国教育实际之后，茅以升对国外教育经验“参合国情，酌量采用”，并将其视为“教育家之专责”。
在茅以升看来，大学教育应该“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指导社会事业为宗旨”。大学的使命是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而在大学开展工程教育，其宗旨应当是：“造就工业专门人才，研究中国工业之方法与原理。” 因此茅以升认为，工程教育就是为了培养能直接服务社会的专门人才，“工程教育之最大目的，在培植工程上之有为人才”。他还对这类人才的必备关键能力和素养进行了总结，包括：善于思想；善用文字；善于辞说；明于知之；明白环境；科学知识，知其所来，及运用方法；富于经济思想；品德纯洁，深具服务之精神。虽然茅以升对专才教育要求严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通才教育。
在课程设置方面，茅以升确定了“通而专，专而通”的教育方针。他在学校实施主辅修制，全面综合工程、科学、人文、经济教育。因为他想要培养的不是只懂专业的人才，而是以通才为基础的专才。因此，他提出了“先习而后学”的观点，即从“感性知识”到“理论知识”，然后再回到感性知识，循环发展。只要打破了传统观念，学与习便会自然地结合起来，成为“学习结合”的通才教育。他还撰文：“学文科的要学理，学理科的要学文。大家都可以学点音乐、美术之类。”故而，茅以升以“各生皆所受之教育应以知识广阔、学力充实为原则，分科不可太细”和“课程内之学科、技术、经济及人文等部分，各占若干时间”为课程原则，进行课程规划，对学生实行全面培养。
在教学方法方面，茅以升为提升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力倡导并实行启发式教学，创造了“以考先生来考学生”的教学方法。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教学相长”思想的继承。茅以升始终认为，教师的责任不只是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授方法和解答疑问。而许多教师采用的“注入式”“填鸭式”教学方法，非常不利于学生的培养。因此，茅以升在执教期间不断尝试研究和改革，不断探索以“启发式、讨论式、交互式”为特色的教学方法。
在学生培养方面，茅以升非常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为了使学生树立科研服务使命，具备公民素质与协同合作的意识，茅以升鼓励学生的自治活动。校舍的整洁、膳食的料理、体育的设备、学术的研讨等，都让学生自己办理和参与。他还通过倡导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实心任事的服务意识与品质。其实，茅以升自身就是学生学习的榜样。他的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德育。他早年立“教育救国”“工程救国”之志，在美国学业有成之后，毅然舍弃优厚的待遇回国效力，不仅表现出一位教育家的风范，而且展现出一位中国人的气节。
值得一提的是，茅以升一生撰写过200多篇科技论文，不仅言之有物而且文笔生动，他的文学水平在工程技术专家中十分罕见。而他丰富的教育经验、务实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对今人来说仍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