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参与由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筹划并组织的系列报道——对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赴美访问学者进行寻访，完成了对其中12人的采写任务。
时间推溯至1978年的12月底，改革开放伊始，首批52名公派赴美访问学者，奔赴大洋彼岸开启了新的研究事业。虽然只有52个人，却如一抹试水的新绿，对于个人和时代而言，都无异于一个崭新的开始。在他们之后，千千万万中国学生远渡重洋到海外留学，造就了一大批中华精英和建设人才。这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这52人踏出国门的第一步，是时代脚步的一部分，值得后人去记录。他们的回忆，虽然在今天年轻的留学生看来有些陌生，然而放在当时背景下，一切却是随形自然的。唯其真实，所以感人，唯其质朴，所以富有力量。
他们是一群命运多舛却永不放弃的人。他们全都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其中大部分人在“文革”前已经从知名大学毕业，有的曾经留学苏联，还有的是已经在相关领域崭露头角的新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放弃学习和研究。
张恭庆院士告诉我，“文革”期间，他经常利用夜深人静时读书；黄永念教授在宁波当钳工时，在周培源教授的通信指导下，始终坚持湍流研究……正是因为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学习的热忱和对研究事业的热爱，他们才是一群时刻有准备的人，才能在1978年举行的出国留学公开选拔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人。
他们是一群异常勤奋，永远怀着上进心的人。在采访中，不止一位学者告诉我，他们初到美国时，国外老师和同行中，对他们的能力提出质疑者大有人在。
许锡恩教授的夫人王静康院士回忆说，许锡恩当年在实验室见到导师，这位教授给他留下一个课题，说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再去找他。教授的明显冷淡没有削弱他的信心，反而激发了他的勇气。一年之后，教授认为：“许是所有学生中最为聪明和勤奋的一个”。
李衍达院士回忆说，他刚到著名教授奥本海姆的实验室时，同样经历了一连串的考验。结果他通过加倍努力，不到一年修完了许多人至少要一年半到两年才能完成的课程。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奥本海姆教授的认可，获得了随教授去亚特兰大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
事过境迁，谈起当年的拼搏与奋斗，他们语气平静。然而静水深处是激流，他们体现出的那股不服输的精神令人感动。如此争强争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他们更想到那是为了自己的祖国。他们的顽强努力，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可贵的，值得赞叹。
他们是一群从心底深处热爱祖国的人。
多位学者告诉我，他们在国外，时刻想到的是要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代表中国人的形象。当年许锡恩在美国的超市里因为人多拥挤，裤子被购物车刮破了。超市经理表示愿意赔偿一套新西服以及赔偿金，许锡恩只要求把裤子补好，不要赔偿金。后来他对妻子解释说，身在国外，不要丢中国人的脸。
柳百成院士回忆说，当年与美国中学生的座谈，有人问他愿不愿意留在美国？他想都没想就唱了一首英文歌《甜蜜的故乡》，歌的最后几句是“Home！ Sweet home！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家，美好的家，世界上无论哪里都不如我的家)。歌声一落，全场鼓掌。
改革开放之初，往国内打长途电话价格昂贵，沈显杰不愿用美国研究所的电话给妻子打国际长途，于是每个星期写家信。两年下来，往返的信摞起来有一尺多高。
回国行李也很能说明问题，许锡恩把自己买的投影仪和打字机带回国赠给系里；他在美国购买的书，也都送进了学校资料室……他们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对祖国的挚爱。
他们是一群谦和大度，甘于奉献，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人。姜伯驹身为院士，仍然认为，作为大学教师，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数学人才比自己取得一两项成果更有价值。我至今记得，在采访中，即使面对我这个完全没有拓扑学基础的普通人，姜院士仍然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进行解释。
王序昆回国后，带动和培养了一批在金属有机化学领域的高科技人才，推动了在南开大学设立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自己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教书育人，为祖国培养了人才。他们这种甘为人梯的胸怀，至今熠熠生辉。
万般风流，终究归于平静。
2009年12月，海外版编辑部在欧美同学会举办了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赴美学习30年纪念会，11位当年的学者再度聚首。当时我也有幸对与会者进行了采访。而今，8年过去了，当年的采访录，作为《1978，留学改变人生》一书的部分内容得到出版。当我再次给当时采访过的学者们写邮件时，他们大都还记得当年的访问，并表达了自己的欣慰之情。李祝霞研究员在信中还问及其他人的近况，殷殷之意，令人动容。
对于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人员而言，他们心怀祖国半生奋斗，归来仍然是忠诚赤子。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年06月12日第 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