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天才蒙蒙亮，不知何处蹿出的爆竹声便把这个位于河北省南端的小村庄叫醒了。起更(民俗)、穿新衣，村中的男女老少开始组团结队，走街串巷地磕头拜年。平日里，村中少见这么多人走动，难得热闹。
但这热闹，似乎与家住村西头的研三学生孙敏无关。
论习俗，还未出阁的她初一那天无须去各家拜年，所以依旧睡她的觉，玩她的手机，写她的论文，偶尔逗逗5岁的小侄女，待在家中。除了些许近邻近亲，其他人她只觉眼熟，却叫不出名字，即使在门口撞见，也是礼貌性寒暄两句便作罢。
在她看来，除了房子比以往更新，空调、电脑多了几台，附近大水坑里的垃圾堆了起来，乡邻更显陌生外，村还是那个贫困的村，路仍然很泥泞，只是她已不是当初那个农村娃了。
作为村里的第一位研究生，14岁那年她便去其他乡镇读初中，后来到县城上高中，去廊坊市念大学，现在省外读研。对于27岁的孙敏而言，家乡也如儿时玩伴那般在不知不觉中渐行渐远，回乡工作已不是心中所愿，而在城市的扎根发展却还有些模糊不清，仿佛只有在这一方熟悉的院落里心中才觉安稳踏实。
越来越淡的年味儿，回不去的故乡，难融入的城市，不少像孙敏一样的农村大学生在其中两难，挣扎、成长、蜕变。
躲在手机里的年
“过年”像一场不可缺席的国民盛典，对很多在读或已毕业的农村大学生而言，这可能是家中一年仅此一次的大团圆。但一回到了家中，他们转眼又钻进了手机。
除夕早晨，河南省郸城县某村，物流专业大学生王中亦的手机就开始“叮叮”响个不停，打开微信皆是熟悉或不熟悉的好友发来的祝福消息，各群聊里的“红包接龙”游戏欢乐无比，满屏喜气洋洋，远比眼前真切的春节要热闹。
“看电视、打牌打麻将、玩手机、睡觉”便是王中亦春节假期的日常，家中的年轻人也多是如此，“大年初一会去拜年，和村里上大学的小伙伴聚一聚，其他的基本就没什么联系了，聊不下去。”不知何时起，王中亦对过年越来越无感。
在河南、河北农村，流行着一首民谣，“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蒸枣花；二十九，去打酒；三十，包饺子；初一，撅着屁股乱作揖儿。”
90后王中亦从小听着母亲念叨这一“过年指南”长大。在他记忆中，家中除夕夜会摆“大供”，四处跑着捡鞭炮，挑白菜根儿做灯玩，都很有意思。在孙敏印象中，家中长辈做枣花馍——把一个个面团捏成了蛇、刺猬等漂亮的形状，最是神奇。
如今，“蒸枣花”这项技能渐渐“失传”，打酒磨豆腐早没了踪影，唯有吃饺子、走亲拜年是“雷打不动的”，如最后的堡垒般坚挺着。
然而提起“走亲戚”，孙敏有时却有些发憷。她曾仔细算过，在外求学的这13年间回家的次数不过50余次。每次回来她也喜欢“宅”在家，不少不常联络的亲友名字或面孔已有些模糊。
很多时候去拜访亲戚前，孙敏都要问下父母，“这家是什么关系，该怎样称呼？”村中由家族与辈分交织成的人际关系网如老树根般纠结，常让她一脸茫然。大多数情况下，拜年时她就在旁默默玩手机，“主要是爸妈和他们聊，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回不去的故乡
“毕业分配到哪儿”“上完学能做什么样的官儿”“一个月能挣一万吗”……
乡邻们不断向北京理工大学大二学生刘寒冰抛来类似问题。虽然上世纪末高校毕业生就不再包分配了，但上大学就能“做官”等观念依然在他的家乡云南省威信县三层岩社根深蒂固。
起初刘寒冰还会耐心解释，后来他尽量避开这种话题，今年春节干脆没回家。即便回去，家中也鲜有可愉快交流的人，连村中同龄的小伙伴也很少联系。
“他们有的结了婚，打扮很成熟，有的却整得很‘杀马特’，头发染成了各种鲜艳的颜色。”年少时一起放牛、抓螃蟹、摘果子的玩伴，不少在初中时就辍学务工去了，“班上最初80余人，初中毕业时走了近一半，从此走上了不同的路，共同话题少了，比如他们会聊挣钱结婚，我就插不进去嘴。”刘寒冰自己也很无奈。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陈闻晋副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认为，春节，总与“家”相伴相随。每个人心中都会存在一种对家乡和曾经生活场景持久、深刻、美好的眷恋心理和回忆，比如环境的优美，人性的善良等，这会成为他们以后发展的精神动力。但如今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使得农村更加荒芜和衰落，使得农村大学生实际感受到的农村生活与农耕文化生活的记忆不符，而他们现在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又是沿着西方教育体系走的，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存在冲突甚至对立，使得农村大学生对现下农村产生厌倦，进而想远离农村，抛弃农村。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看来，这其实是种自然的现象。“这些大学生的使命不就是跳出农门吗？不在农村生活后渐渐就会与家乡的环境疏离。”
这种疏离不仅是地理上的距离，也是思想观念上的鸿沟，而鸿沟背后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城市工业文化与乡村农耕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农村大学生向来所受的“不要做农民，要成为城里人”的教育，正如印度的圣雄甘地所说，“使他和他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他自己祖祖辈辈所创造的文明在他的眼里被看成是愚蠢的、原始的和毫无用处的。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使他与他的传统文化决裂”。
“对家乡的陌生和无知，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教育取向的问题。”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认为，“无论爹娘还是老师，乃至教科书，灌输的都是城市导向、非农业导向的价值观。而应试教育当然也不会给‘家乡’或乡土留下应有之地。既然自己已经跳出去且不会再回来，家乡的现状和未来都与己无关，哪会有与之打交道的兴趣呢？但如果‘使命就是跳出农村’成了一种教育取向或主导性的价值观。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和社会已经病得不轻。”
难融入的城市
在这种趋势下，除了挤进城市，农村大学生似乎别无选择。
作为村中的第一位大学生，王中亦去沈阳上大学前从未出过县城。在大学里，他第一次去了肯德基，但因不知如何点餐最终没吃成；第一次坐投币公交车时有些发蒙，甚至不知该站还是坐；第一次进KTV，不会唱歌的他便在那里睡着了……他渐渐感受到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以及自己与城市学生的距离。
“当时城里学生多才多艺，而我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尤其在毕业时，农村大学生的弱势就更凸显，“城市同学的父母在求职上能给他们指导和帮助，而村里父母根本还不知道你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完全靠自己”。
2014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等10个省份调研发现，农村大学生就业更难。在未就业大学毕业生中，来自乡镇的为27.1%，农村的为25.7%，二者合计占52.8%，而来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市区的仅为13.2%。而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进入公有部门的比例(47.8%)远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31.1%)，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的平均初职月薪(3443元)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2835元)。
也是在同一年，王中亦拿到了某知名电商的offer，“当告诉父亲月薪只有3000多元时，他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当场就哭了……”这是王中亦第一次看到父亲哭，“他觉得这薪资还没他打工挣得多，很心酸。”
过年回乡，每当乡亲们问起工资多少时，王中亦都含糊其辞，“我知道我远没有他们挣得多，如果实话实说，他们要么不相信，要么会很瞧不起你”。
“漂泊、孤独和无获得感是‘城漂族’普遍的心理状态，大多数人都靠不上父母，只能靠自己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房价和社会期望值都越来越高的城市打拼。但由于城乡差距的延伸影响，在中国，这种现象则在出身农村的学生身上表现得更明显。”张玉林说，也许时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据悉，为进一步提高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规模和比例，2016年继续实施的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又称“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录取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9.1万人，比2015年增加1.6万。一批批农村大学生从故乡涌向城市，在农村和城市的夹层中挣扎并努力着。
大学生杜静在过年时，偶然向父亲问起自己村子的村名“刘万税”的来历，得知原来是汉代有位皇帝曾在此逗留，离开时被村民拉住不让走，于是村子便有了“留万岁”之名，后来改成了“刘万税”。“当时觉得很有意思，还去网上查了村子的历史，发现其实自己对家乡知之甚少。”
今年过年回家，杜静没事儿就去“串门”跟乡亲唠嗑，“和年轻些的会唠些家长里短、新闻八卦，和老人聊历史比较多，尤其听他们口述自己亲历的历史时，你会真切感觉到这片土地就是你的根，会给你种安定而温暖的力量。”
正如陈闻晋所倡导的乡愁教育，即通过文化遗产教育、国情教育、民俗教育、乡土教育等方式，对因传统时代记忆载体急剧消失而产生的集体性焦虑进行慰藉。“对大学生进行乡愁教育是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化传统时代的教育新产品，又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文化教育，旨在唤起民族文化传统的整体记忆和个人文化传承，抗拒集体无意识的遗忘，为中华民族保留文化基因。”
陈闻晋指出，现代教育是让学生成为现代文明人，“让他们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而今，大学毕业5年的王中亦可以说已经做到了。他不仅如愿成了家乡的公务员，实现了梦想，同时也在市里买了房安了家。
(应采访对象要求，孙敏、王中亦、杜静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