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人，中国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的消息在网上疯传。尽管这则三年前的假消息早已有媒体辟谣，但是，如今再度出现，依旧还有传播市场。每年60万过劳死，虽是耸人听闻的假消息，但是，近年来，中国职场中的“过劳”现象，不容忽视。
三年前的误传三年后的无奈
前段时间，家住湖北武汉的唐月在某个工作日的上午，关掉手机，在家睡觉，她以“罢工”的方式向所在公司抗议。在公司里，唐月负责商业活动的执行工作，她告诉中新网记者，“活动执行一般都要提前一天熬夜布置场地，重要的活动需要在那儿待上三天，活动当天几乎吃不了一口饭。”
家住北京的杨树也暂且停下了工作的脚步，选择重返高校深造。前两年，他在一家国企的投融资市场部门工作，白天正常上班，或者出差去各地进行座谈、开会，晚上常常喝酒应酬。
“我可能一周要喝个三四天，也有点背的时候，连喝了一个月。”杨树不清楚应酬到底算不算加班，但他回忆，2013年夏天，在他刚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周里，一名主任工程师在非工作时间内猝死，猝死的前两周，这名工程师还在出差，杨树表示，那应酬是少不了的。
“为此单位还给他出了本纪念册，但猝死是回家之后发生的，也没算工伤。”他说。
2013年，“中国每年60万人过劳死”的报道在舆论中出现，引发关注，不过这则消息立即被辟谣。实际情况是，一项调查称，中国每年心脏性猝死人数约60万，经中国媒体报道、韩国媒体援引后，报道成“每年60万人过劳死”。
3年后，如今，类似报道在网上再次疯传，再次引起网友们的热议。
“为什么每年都来讨论？”劳达创始人、上海人才服务行业协会副会长魏浩征向中新网记者解释称，“每年都会发生典型的过劳死事件，这个问题这三年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这当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在医学上、法律上目前都没有办法给过劳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魏浩征说。
日前围绕“过劳死”的讨论中，有媒体称，应尽快把过劳死纳入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患职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对此，魏浩征告诉中新网记者，“我们有非常明确的法律规定、有非常明确的医学标准去认定职业病，但过劳死在医学上没有准确定义，所以在程序上，包括在法律上很难做一个界定，由此导致过劳死没有办法变成法律定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余少祥曾向媒体表示，过劳死并不是临床医学病名，而是属于社会医学范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河清也曾坦言，对于“过劳死”的认定判断标准、医学诊断标准的相关研究，目前还在起步阶段。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过劳死稍微能和这项规定靠上一点，有一小部分过劳死是符合这个情况的。”魏浩征说，绝大多数过劳死是由身体劳累的累积，导致生病以后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目前过劳死纳入职业病的操作性不强的背景下，魏浩征表示，有人建议把“48小时之内”去掉，但他透露，“这个建议同样有漏洞，有些人自己本身的疾病可能跟他长时间工作关系不大，比如癌症晚期等。”
“过劳死的定义解决不了，立法方面很难有突破，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讨论，但一直停留原地的原因。”魏浩征总结说。
资深劳动仲裁员左祥琦则认为，“过劳对身体的损伤，不是说死才是一个标准，当你的身体因工作达到不可逆的损害时，也应该算工伤。”
在过劳死尚无医学和法律上的明确界定前，员工在以绩效考核为标准的公司工作加班，又该如何维权？在劳动法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拥有10多年经验的魏浩征坦言，“维权有难度。”
他介绍说，“在法律上认定加班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公司支配、安排、要求的加班，第二种是员工申请加班，公司批复，这两种在在司法程序里认定为劳动时间，超八小时都算加班。”
然而，一些公司通常不会有明确的加班申请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员工想主张超过八小时的工作时间都算做加班的话，就很难得到支持。
魏浩征解释称，“首先，一般这种公司的考勤比较宽松，在公司考勤系统、审批记录里，是没有加班记录的，其次，向领导申请加班签字，领导也不会同意，所以你想走法律途径，或从其他途径维权，要认定加班是很难的。”
因此，魏浩征建言，员工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个评估，他表示，“要考虑更长远的事情，不能为了短期的考核、奖金和提拔，而不顾自己的身体。”
“当自己的身体觉得顶不住、吃不消的时候，要及时跟公司沟通，看看能不能适当放宽绩效考核，一定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
从雇主、企业的角度，魏浩征则建议，要主动加强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和商业保险福利。
“不能从工伤获得赔偿的部分，属于很多商业保险赔付的范围，另外要考虑绩效指标的平衡性，否则出事情了，不管是不是工伤，对企业来说，既是人才流失，也会涉及到很多麻烦的事情。”魏浩征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汤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