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被某社交视频媒体曝光的江苏常熟服装城童工事件，引发了公众的热议。视频曝光的当天下午，常熟市政府就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公安、人社、市场监督等部门会同属地政府马上开展拉网式突击排查行动。据常熟方面介绍，当天晚上工作小组共排查1797家小作坊、163家门店及企业，发现疑似童工8名，涉事单位都已被人社部门立案调查。
如果对常熟市的服装加工企业有一个了解，就知道童工问题并非最近才出现，而是拥有了很长的历史。从常熟市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自2012年以来，常熟市共查处使用童工案件107起，使用童工211名，对相关单位共处罚款300多万元。这也说明了童工问题的屡禁不绝。
政府虽然大力查处，但雇佣童工屡禁不绝本身也表明，企业使用童工有难以抗拒的利益。对于常熟市政府来说，如果执法不断严格，可能导致的问题将是产业外迁。即童工不在常熟了，但企业也不在常熟了。某种程度上，诸如常熟市政府这样的发达地区政府，并不能从根源上杜绝童工问题，因为童工并不来自本地，而是来自遥远的云南。
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拥有中国最多的少数民族群，许多地方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教育也滞后。这些云南籍的童工，无一例外属于辍学儿童。他们也许读完了小学，也许小学都没有毕业，总之，他们在本地没有更好的去处，借助中介才来到了江苏常熟。法律禁止企业雇佣他们，但法律也无法真正保护他们。此次事发之后，8名童工被送往当地职业技术学校听课。不过，事情一了结，他们还会被送回家乡。
一年之后，这些被遣返的童工也许会回到常熟，或者去其他地方打工。所以，问题不在于常熟需要他们，而在于家乡留不住他们，他们不能安心待在学校。这里当然会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孩子本身厌学，可能是家长没有履职好监护人的义务，但更大的可能是政府并没有提供兜底性的教育服务。由于缺乏无后顾之忧的教育服务，这些学生被迫担负养家的责任，早早出去打工。
这些童工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孩子，在他们上学期间，中国的财政性教育投入也在不断增长。不过，这种宏观数据的增长却未必能够真正惠及边陲。2012年起，中国财政性教育投入一直超过了GDP的4%，但这些投入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以云南省为例，2014年省级教育投入才突破100亿元，这些投入主要分成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三大块，还要分配到各个偏远山村。
对比之下，教育最为发达的北京市，从今年开始的中小学“三年行动计划”，就要投入150亿元。而如果与事发地江苏省常熟市纳入对比，就会发现这个没有高等教育投入的县级市，一年的教育投入也达到了8.8亿元。云南的人口是4700万，北京为2300万，常熟的常住人口是210万。这里不谈云南省内教育投入分配不均的事实，仅作人均投入资金对比，云南被北京、常熟远远甩在后面。
2014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曾表示：“云南将按照中央要求，落实精准扶贫，产业发展实事求是，能发展什么算什么；社会保障要托底，让每个人有饭吃；最重要的是让贫困地区的儿童有书读，走出大山。”不过，童工现象的屡禁不绝表明，儿童的确走出了大山，但并不是读书，而是打工。
当然，分析贫困地区教育落后的问题时，并不能简单指责具有转移支付职责的中央财政没有切实做好工作。学者胡德仁曾给出研究结论，贫困地区的政府缺乏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用于小学教育的动力。因为现有的财政制度赋予地方较大的支配权，所以转移支付对弥补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作用有限。除了转移支付的手段，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建议是，解决流动人口的教育问题，确保每一个城市能够友好对待外来务工者的子女，满足其基本的教育需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转移支付的问题实际上也就被消解了。(王秀宁)
